上海最老石库门里弄之一动迁引爆都市乡愁

石库门一景。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新闻图片

潘家阿婆耳聋，与她交谈要贴着耳朵。潘家曾是“大中里”3号最不合群的人家。

邬家的永安叔自称是“大中里”的半个户籍警。

“大中里”正门，上有精美的雕花门楣。

　　记者 杭晓琳 实习生 周长天 上海报道 张琦虔 摄

　　一幅最真实的上海民众世俗生活图景，

　　一段81年的历史，

　　一个混合了几代上海人爱与痛的产物。

　　它是上海的地标——石库门，

　　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租界，中方和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在此交汇融合；

　　它命运多舛，但亦如四合院、京剧和中国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2006年7月，上海最老的石库门里弄之一“大中里”正式开始动拆迁。

　　制图 李伟超

　　夏日午后的“大中里”静得出奇，两个中年男子夹着透明的公文袋疾步前行。他们穿着翻领T恤和西装裤，蹭亮的皮鞋反射着耀眼的日光，走在破落的石库门弄堂里，特别扎眼。

　　穿着汗衫短裤，躲在杂货店里聊天的俞伯斜眼看着他们经过，努努嘴，说：“都是动迁组的人，不知道又上谁家去了。”

　　“拆迁政策宣传到家，阳光拆迁…”的条幅高悬于空中，公共厨房的灶头上面钉着这样的字条：“这里有难舍的石库门情结，萦绕在我们每个人人的脑海里……这是一世难忘、永远难忘的地方！”一切迹象显示，这是一个将被动迁的小区。

　　它位于上海最高档的南京西路商业圈，地铁二号线石门一路站在附近经过，以近些年上海疯涨的

　　但它是特殊的。始建于1925年的“大中里”，是目前上海市内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石库门里弄之一。生活在这片超过0.06平方公里土地上的1600多户居民，也一直保持着最原真的石库门生活状态。

　　动迁组的到来打破了“大中里”惯有的生活节奏，同样打破这里宁静的还有带着摄像机和照相机的异国人和外乡人。他们一头钻进弄堂，拍下了石库门上精美的雕花门楣，拍下了拥有七八个灶头的公共厨房，也拍下了穿着睡衣站在弄堂里高谈阔论的上海人。

　　“拍吧，拍吧，再不拍，以后都没了。”“大中里”的老太太们，漫无目的地指着身后连排的石库门。根据上海市静安区政府的动拆迁计划，“大中里”以后会被现代化的购物中心和写字楼取代。

　　“以后怕是要数着电线杆来找‘大中里’的位置喽。”朱伯站在“大中里”弄堂入口处，目测着从南边路口到“大中里”的位置，幽幽地说：“要是道路拓宽挪开了电线杆，‘大中里’就真的不见了，住了一辈子的地方连影子都不剩。”

　　旧式里弄的特色工种

　　清晨5点，天色微亮，酣睡一夜的人们尚在享受最后的安宁，寂静的弄堂里已然响起了一阵“唰唰”声。

　　是“大中里”的清洁工阿跷在打扫垃圾箱，他的出现，宣告了“大中里”开始新的一天。

　　阿跷本名袁德海，但除了唯一的大哥坚持称他“德海”，“大中里”人人叫他“阿跷”。出于尊老的传统观念，称呼一个右脚残疾的70岁老人“阿跷”，非常不礼貌，但阿跷从不介意这个称呼，因为他知道，“大中里”人人给他几分面子。这是上海旧式里弄的一个特点，称呼不能代表什么，对某个人的尊敬是靠时间积淀，并通过行动来体现的。

　　“我这活儿别人干不了。”阿跷话里透着了然于心的自豪。每天清晨，“大中里”的垃圾箱一片狼藉，石门一路沿街的小饭店趁着夜色将垃圾随意扔在那儿。阿跷要赶在人们起床前将垃圾箱打扫干净，用水冲净路面，随后锁上垃圾箱的门，只留下两个门洞用于居民丢垃圾。

　　与垃圾箱相邻的厕所，是“大中里”唯一的卫生设备。老式的里弄住宅没有抽水马桶，也没有几家合用的水厕，只有一个公厕，供所有住户倒马桶和痰盂。

　　阿跷锁上垃圾箱大门的同时，还得打开厕所里专供倒马桶的小隔间。这个隔间只在每天早晨6点至10点对外开放，“不能整天开着，人太多了，粪便倒多了要铺出来。”

　　做完这些，阿跷一天的工作才算真正开始。

　　他拿出晚上锁在隔间里的椅子，放在垃圾箱斜对面的石库门前，安静地坐着。他的工作是盯着垃圾箱和厕所，防止人们为了图方便将垃圾扔在外头，或是某些男人图省事儿、在小便池里大便。

　　阿跷要这样独自坐到晚上6点，风雨无阻。冬天里，他就裹着民政局领导视察时赠送的棉大衣；夏天日头毒，居委会给他一把伞，他就这么一整天地撑着，遮挡阳光。

　　现在“大中里”的年轻人，弄不清阿跷坐在那里做啥。就如出生和成长在“大中里”、后又出国留学的舒浩仑，他始终认为孑然一身的阿跷喜欢坐在那里看进进出出的人们，同时义务充当“大中里”的保安。2002年，留学归国的舒浩仑得知“大中里”要拆迁的消息，扛起摄像机拍下了一部关于“大中里”、关于石库门文化的人文纪录片，取名《乡愁》，阿跷是其中一个人物。

　　“一个月就两百块，还要受气挨打，外地人干不了。”阿跷说，因为扫得干净，他曾被调去上海电视台边上的青海路，本地人不愿意接替阿跷的活，居委会就找了个外地人。但没多久对方就不干了，因为“大中里”某些居民在乱倒垃圾时，气焰还很嚣张，看到陌生人值勤，不但不买账，有时还会起冲突。

　　“我坐在这里，‘大中里’的人都给我几分面子，住在这里的外地人看我年纪大，也会听我的。”于是阿跷又被调回来，继续充当垃圾箱和公共厕所的守望者。

　　大中里之晨

　　6点之后，安静的“大中里”顿像苏醒了一般，热闹起来。

　　这片石库门布局非常整齐，从空中俯视，分弄与主弄的排列像是一个横过来的“丰”字。解放前就搬来这里的老人说，这是英国人提高效率的方式，把弄堂造得笔直，治安人员一眼就能望到底。

　　说“大中里”是个中西合璧的“混血儿”并不为过。1925年，“大中里”所在的静安区是英租界，作为一个英国房地产商的开发项目，这片石库门里弄也因此拥有了西式风格的雕花门楣、联排别墅式的布局。英国开发商深谙中国人的居住习惯，于是每一栋石库门都是传统江南民居的翻版：天井、前后客堂、前后厢房、亭子间和晒台。

　　“从建筑角度讲，石库门堪称精华。”长期致力于古城保护的同济大学城市与规划学院教授阮仪三说，石库门既能体现西式住宅的规划理念，又保有中式民居的建筑风格，“从当时的居住条件来看，是非常舒服的。”

　　恐怕当时建造“大中里”的开发商，怎么也不会想到，那条在当时为了便于管理而造得笔直的主弄，早已演变成一条充满生活气息的社区马路。

　　主弄自北向南，依次排列着菜摊、鸡蛋摊、肉摊、水产摊，还有卖早点的。在他们面前来回穿梭的，是穿着睡衣、满脸倦容地端着痰盂走向公厕的女人，还有那些赶在上班前挑菜买肉的男人。

　　“永平爸，来碗小馄饨。”骑车的中年男子跳下车，冲着包馄饨的老伯喊。永平家的早点摊正好位于主弄的中点，摆了十多年，设备很简单：一张圆台面，六七把裹着破麻袋的靠背椅。

　　74岁的永平爸负责包馄饨和收钱，退休前在国营饭店做厨师的永平妈负责煮食。早点式样很简单，小馄饨和汤面，夏天再增加一款冷面。

　　舒浩仑拍《乡愁》时光顾过永平家的早点摊，但1972年出生的他更怀念小时候的那家国营早点摊。每天早晨，人们拿着茶缸排队买豆浆，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熟练做着上海人早点食谱中的“四大金刚”：大饼、油条、糍饭和豆浆。

　　那时的油条半两一根，为了方便人们买早点，上海特制了全国独一无二的“半两”粮票，以至于当时来沪的外地人，把这当成了上海人小气的一个例子。

　　等候小馄饨的中年男子招呼着身边过往行人，“阿婆，买菜啊。”“嗨，上班去啊，不吃早饭啊！”男子津津有味地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寻找熟人，毫不在意小馄饨何时端上桌。

　　直到身边食客越聚越多，男子的注意力才开始回到圆桌。“你们知道当时四季酒店后面那些房子，拆迁时每个人拿多少钱吗？”“听说是三十多万，我们这里就隔了一条街，凭什么少了十多万。”吃着面条的食客含混不清地回答。

　　自打动迁组进了“大中里”，拆迁、赔偿就成了早餐桌上不变的话题。安贫乐道的“大中里”像是突然面对一场灾难，对未来的不可知引发的惶恐从每日的早饭开始。这群本无足够经济能量购置新房改善居住条件的普通人，在面对搬迁时不得不考虑如何为自己寻一处安身之所。

　　围成圈吃早点的人热闹地议论着，像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直到吃完起身、互道再见时，才发现根本叫不出对方的名字。

　　“永平爸，收钱。”食客将两元钱递给老伯，老伯伸手接过，塞进兜里，又用同一只手包起了馄饨。不过，在“大中里”没人会质问永平爸不讲卫生，哪怕是那些略有洁癖、端着自家饭碗来装小馄饨的人。

　　大中里3号：八户人家组成的大家庭

　　舒浩仑出生在“大中里”3号。推开3号的门，也便看到了几代人在石库门里的生活。

　　3号住着8户人家，每家都有自己的故事，也都知道另外7家的故事，因为这是一个夜不闭户、门户相连的天地。在石库门里，阻隔两个家庭的，往往不是墙而是门，似乎预示着石库门里的各家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8个家庭犹如大家庭中性格迥异的8位成员。二楼的虞家阿婆和舒家奶奶是这里的大家长，两位90多岁的老太太解放前就搬来此处，一起住了将近70年。2002年，报上登出“大中里”地块被香港集团收购的消息后，虞家阿婆伤心地对舒家奶奶说：“住了一辈子，要走了，要分开了。”

　　一年前，舒家奶奶不慎跌倒，住进医院；半年后，虞家阿婆也在屋里跌倒，住进医院没再出来。虞家阿婆唯一的外甥女沈云儿说，老太太已经神志不清，乡下亲戚来看望，她都不认得。像是有感应一般，也住在医院的老姐妹舒家奶奶，由于不活动也无人聊天，渐渐地也糊涂了。

　　翻找舒浩仑留下的影像资料，2002年的夏季，舒家和虞家每天各摆一桌麻将，36度的高温，照样4个人打牌8个人围观。牌局散后，学过会计的舒家奶奶会撕开老式的竖条信纸，记下输赢。每月、每半年以及年终时，舒家奶奶都会准时把记录输赢情况的信纸送给三楼黄家阿姨、隔壁卫伯和亭子间的朱伯。

　　两位大家长住院后，卫家成了3号的砥柱。70岁的卫伯住在这里近40年，“文革”时期舒家后厢房被抄时搬进来的。

　　因为和老太太们住得最近，卫伯更像长子的角色。自家烧了饭菜，会拨出一部分送给老太太；老太太上下楼舍不得开灯，卫伯总是气呼呼地开了灯问跌倒了怎么办；夏季里卫伯每天早晚拿着自来水浇灌门前那片亲手载种的植物，老太太们心疼水费，卫伯拍着胸脯说，每年6到8月，他一个人出两个人头的水费。“年纪那么大，又是独居，不照顾不行啊。”

　　舒家和虞家的钥匙现在都由卫家保管。两家的门依旧敞开着，像老太太们住院前一个样。但卫伯和老伴，没有了四年前的从容模样。

　　那时的卫伯，对着摄像机滔滔不绝地说“我每天跑一万米，人家每个月赚一万块，却未必有我那么开心”，嘴上粘了好些饭粒儿却毫无知觉，兴致勃勃地说着他的快乐经。

　　如今的卫伯，每天看报纸，了解国家有什么新政策，心里琢磨着如何把自家的难处告诉动迁组。“政府给的房子在桃浦九村，再过去两站就是南翔了。”南翔属于郊区，在上海老百姓的概念里，住在那儿像是被赶出了市区。

　　亭子间的朱伯像是大家庭中的老三，不管事，见了谁都乐呵呵。朱伯的老伴幻听，每当朱伯出门后，她总是听见所有人都在辱骂她，于是她也破口大骂，骂遍了3号里的每家每户。大家知道她有病，也便任由她骂，只在夏季午睡被吵得心烦时，小声抱怨两句。

　　但是朱伯一回来，她就安静了，还会笑呵呵地说：“当年3号里人可多了，到了晚上厨房就是停车场，排着好几辆自行车呢。”

　　楼下厢房里的潘家，像是大家庭中的老二，也曾是3号里最不合群的人家。“那时厨房里用煤球炉，为了那点放煤球的公共面积，和人家吵过。”潘家阿婆耳聋，与她交谈要贴着耳朵，她老伴整日里板着脸，不爱与人说话。

　　但拆迁的消息被确认后，潘家和大伙也渐渐搭起话来。“到底住了几十年，要分开了，有些舍不得。”

　　潘家的隔壁是邬家，1951年刚搬来时是八口人，如今只剩下永安叔一人守着父母留下的屋子。曾是短跑运动员的永安叔，年近六十看着却比四十岁的人都精神，没事总在3号的后门做出扣篮的姿势。

　　永安叔自称是“大中里”的半个户籍警，从1号到190号，他几乎都认识，只不过现在租房子的外地人多了，变动又快，他来不及认。

　　说起警察，3号里谁都记得汤老伯这个“人民警察”。同样是个绰号，这却是个充满敬意的称呼。

　　汤老伯每天一早搬把椅子坐在门口等天黑，但凡陌生人靠近3号，必定会问：“你找谁？去三楼？三楼人家姓什么？”他就这么替大家守着门，直到2000年，儿子好心接父母去新房子住。

　　儿子家在四楼，80多岁的汤老伯无法上下走动，和老伴关在屋里没多久便患上了痴呆症。但他还记得“大中里”，经常带着老伴打车回来，没钱付车费，邻居替他付了；舒家奶奶给他盛饭吃，他也说不清回来做啥。儿子接他回去，没多久，他又一个人打车来到“大中里”。

　　老伴去世后，汤老伯彻底痴呆了。女儿汤凤仙说，他忘了自己是谁，也忘了“大中里”3号。

　　汤家人去楼空，像是一个出走的家庭成员，空留怀念给剩下的7个成员。“如果他留在这里，兴许不会痴呆，这里有那么多人陪他说话。”三楼的黄家阿姨说。

　　黄家是3号里最年轻的成员，搬来不过12年。黄阿姨不爱和其他成员过于亲近，“走得近难免惹是非。”于是黄家在三楼辟了片小天地，自己接了煤气管，鲜少去楼下公共厨房做饭，但与其他成员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黄阿姨的女儿大学毕业刚满一年，如果不是母亲反对，她早已在外与人合租房子。黄家阿姨说：“她每天回来都问我动迁的情况，简直可以用渴望来形容她想搬走的心。”

　　已经无法算清黄家女儿是3号里的第几代人，她对没有抽水马桶的破落的石库门的厌恶，也许是石库门避不开的命运。

　　从鼎盛到没落

　　作为上海最老的石库门里弄之一，“大中里”有着81年的历史，隐藏着几代人的回忆。而只有那些上了年纪的人们，才最了解石库门曾经的胜景和沧桑。

　　舒家、虞家和邬家是3号最早的住户。1935年，舒浩仑的爷爷从宁波跑来上海，经老乡介绍在同孚路(现石门一路)上的四民银行工作，并用金条顶下了“大中里”3号二楼的前后厢房。在当时，这算是个体面的住处。

　　邬家也来自宁波，永安叔的父亲是美孚石油的中间代理商，看中“大中里”的治安好、宁波人又多，便卖掉淮海路上的房子，顶下“大中里”3号的一楼、亭子间和三楼。

　　“那时3号就住着3户人家，13个人。整个‘大中里’人口也不多，弄堂里看不到人，只有小汽车。”永安叔依稀记得当时的“大中里”很安宁。那时的石库门是上海高级职员的住所，“大中里”最北面的几栋房子曾是停车库，“大跃进”时才改做了住房。

　　住在160号的陆家阿公，曾在赫赫有名的永泰公司做经理，解放前的远东舰队总司令、解放后的陈毅市长夫人张茜都是这家丝绸制衣公司的常客。

　　陆家阿婆当时还和其他9个家庭主妇成立了标会，每人出5元，谁家有困难就能使用这笔钱，用完了每人再继续出5元。一直到“文革”开始，“大中里”面目全非，更多家庭搬进了3号，往昔的温文尔雅变成了锅碗瓢盆的喧闹。

　　“文革”结束后，3号里的人口达到了35人。原本都是宁波人的天地里突然拥入了浦东人和江苏人，曾经的高级职员和知识分子与产业工人一同吃喝拉撒。

　　那时3号里只有一个水龙头，供35个人用，有时排队等急了，大伙儿恨不得扒开水管自己接水。当时还是个孩子的舒浩仑无法体会成年人的不便和痛苦，他的记忆中充满了那个年代特有的美好。

　　“那时物质匮乏，一家的东西几家人一块用。”学生时代的舒浩仑爱上了做化学试验，卫家长子恰好在树脂厂工作，舒浩仑放学后总跑去卫家找各种化学品，然后躲上晒台欣赏各种化学反应。

　　特殊的新客

　　对“大中里”的上千户本地居民而言，几十年几代人培养出来的邻里之情，自非等闲。关起外面的大铁门，这里就是一个大家庭。也因此，当有外地人进入这个由老上海人组成的天地时，他们本能地会有排斥。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上海人买卖房子的意识变得强烈，那些急于改善条件的人飞出了“大中里”，于是大量的空屋出租给了外地来沪务工者。他们多是附近小店的服务员，或是摆地摊的小贩。一场来自不同地域的文化冲突在“大中里”上演，这也是“大中里”最后一次的人口拆解和重组。

　　“治安差了，人口多又复杂，以前来个陌生人一眼就认出了，现在外地人进进出出，看到的都是生面孔。”永平妈说。

　　与永平家的早点摊相隔十米，还有一个小食摊，摊主是外地人陆师傅。在“大中里”，本地居民只光顾永平家，租住在此的外地人却只光顾陆师傅的摊。没人制定规则，大家却奇怪地保持这份默契。

　　陆师傅的食摊提供一日三餐，附近工地上的建筑工人和初来上海的拾荒者在这里凑份子吃饭。居无定所的拾荒者把“大中里”当成了庇护所，吃完饭后在长条凳上小睡，就好像是睡在自家床上那般安心。视他们为闯入者的“大中里”居民却内心窝着火，他们觉得，这些外来务工者的拥入降低了“大中里”的档次。

　　这份即便到了穷途末路都舍弃不掉的自诩高贵，从石库门建成之日起便深深烙下。

　　“大中里”5号的小罗来自江苏，与隔壁的王家阿婆做了两年的邻居。他们彼此间非常客气，进进出出必打招呼，一起做饭时也会研究某个菜式，比如炒土豆丝放白醋才不会糊，或是哪家超市的鸡蛋更便宜。但卫伯的老伴说，“再客气总还是有距离，不像住了几十年的老邻居那样知根知底。”卫伯的老伴没事总跑出来和王家阿婆聊天，看得多了，自然也明白了其中的奥妙。

　　12岁的小张不懂成年人之间复杂的感情和关系，他只是单纯地觉得，邻居对他好，就是欢迎他的到来。

　　“我爸在这里住了四年，如果不拆，住在这里蛮好的，隔壁阿婆对我也好。”坐在黄鱼车(即人力三轮车)上替父亲临时看西瓜的小张说，这里和南通老家差不多，像是一个村子，大家都熟悉。

　　但真正彼此接纳的也并非没有。“我们家隔壁曾住过一个来自江西的小姑娘，两户人家亲得像一家人。”小王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学生，住在“大中里”隔壁的“柏德里”，“我妈妈烧了好吃的会端去给她，她从江西回来也会带好吃的给我。”

　　“我妈一直让我向她学习。”每年那个小姑娘回江西时，小王的父母都会准备点年货，让她带回老家。小姑娘搬走时，小王全家还送了她一套床上用品。

　　随风而逝的石库门，解不开的乡愁

　　舒浩仑的儿时记忆与陆芸的儿时记忆完美地进行了时空对接。陆芸是陆家阿公的外孙女，得知“大中里”要拆的那一刻，外公愣了半晌，外婆眼里泛着泪光，从小在“大中里”长大的陆芸无意中发现了《乡愁》，于是决定买张碟给家人一个惊喜。

　　陆芸出生在1981年，在她的记忆里，上海同样发生了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陆家是所有亲戚心目中的殿堂。每逢五一和国庆，住在浦东的亲戚带上土产赶到陆家住下，只为了观看节日里的游行，孩子们则一早搬着小板凳在晒台上抢座位，以便能更清楚地看到节日烟花。

　　陆家的优越感持续到了九十年代浦东开发的一刻。浦东地价陡增，亲戚们一夜暴富，做起了房产开发商，便绝少出现在“大中里”。有个亲戚过节探望陆家阿公时，忍不住说：“这房子太破了。”

　　“可我还是喜欢这里。”陆芸留恋“大中里”生活的厚重和质感。在日本公司工作的陆芸曾带一些五六十岁的日本朋友参观“大中里”，看到厨房里的灶头和屋里的马桶，他们兴奋不已地说：“我们也曾经那样生活过，真令人怀念。”

　　陈佳立和陆芸同年，出生在静安区另一处石库门群落——庙弄。八年前动迁后，庙弄原址上竖起了一座霸气的购物中心。陈佳立记得小时候和同伴跑去百乐门边乘凉，看着车来车往，如今新兴社区的孩子，只是在网络上构建一派虚拟的友谊世界。

　　舒浩仑想在“大中里”放映一次《乡愁》。他的乡愁，既来自于故乡“大中里”的消失，也是对石库门生活方式行将终结的悼念。毕竟，“大中里”呈现的是被光鲜外衣遮蔽了的最原汁原味的上海生活。石库门随风而逝，依附其上的上海历史和文化，也将凋零或消失。

　　“如果可能，我还要请些模特在弄堂里走秀，你不觉得，那个年代的石库门弄堂，就是T型台的雏形吗？”舒浩仑的记忆中，每逢夏日傍晚，乘凉的男人们赤膊睡在躺椅上一字排开，这时若有个穿着时髦的年轻女子走过，无数包含带着欲望和艳羡的眼光齐刷刷地射过来，年轻女子的步履变得更婀娜，哪怕她已被一些女性长辈唤做“小妖精”。

　　“每个阶层都能从石库门里找到自己的文化梦想，他的痛苦悲伤和他的记忆。”上海文学批评家朱大可，曾在一次关于“工人新村与石库门谁更能代表上海”的辩论中说，石库门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早期的资产阶级能在这里找到昔日的梦想，过去大杂院里的市民也能从这里找到曾经的记忆，尽管记忆里面充满了很多痛苦的东西。石库门是混合了上海人爱与痛的产物(注：工人新村是1951年上海市政府从苏联引进的，解决了上海三百万产业工人的住房困难。当时能住进“工人新村”的都是劳模和先进工作者。研究城市文化的学者把工人新村看作上海在一个大时代的缩影，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空间化，并据此认为形成了上海人的一种性格：比较制度化，比较容易被管束)。

　　前两个月，北京前楼附近的胡同连片被铲，一群民间人士自发冲向胡同里拍照，每天与推土机比速度。舒浩仑发了封邮件给他们，“虽然大家怀念的实物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对过往传统的回忆和悼念。”

　　这种眷恋和怀念，不仅仅局限于北京人和上海人，甚至已经远远超越了胡同、石库门等有形建筑物。在广州媒体工作的刘先生曾经打算将年幼的女儿送回江西老家上学，他说，这是因为“那些看似经济发展滞后的地方，更加完整地保留了传统”。只是，这一想法终因妻子舍不下爱女而作罢。

　　刘先生说，只要想起老家的房子和土地，心里就有了底气，不像他曾接触过的一些上海朋友，当从小居住的老房子被推土机推倒后，一段活生生的记忆被连根拔起，人也显得浮躁。

　　老刘在欧洲看到那些保留了近两百年的破房子仍被使用着，明白这是人家城市化运动进行到一定程度后的觉醒，于是他做了一回有心人，购买新房时没有出售原来的住处，“我的女儿出生在那里，成长在那里，等她成年了，能去老房子找回忆。”

　　三毛曾说，少年的她每当看到世界地图上撒哈拉沙漠那一片赤黄的时候，心头总会泛起一种乡愁，于是终于有一天她背起行囊，哼着“不要问我从那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寻找着自己的精神家园。而近年来在全国兴起的读经运动、国学热和海外汉学热，抑或同样有迹可寻？

　　余光中的一首“乡愁”，曾经感动海峡两岸30余年，那是台胞甚至是海外华人共有的思乡之情。而多年之后，余光中才慢慢意识到，他的乡愁其实是对包括地理、历史和文化在内的整个中国的眷恋。

　　6月25日，《乡愁》在上海虹口区

　　作为嘉宾出席放映活动的陆元敏是上海著名的影像记录者，曾出版过苏州河与石库门的影集。在拍下一张堆放着杂物的石库门屋子时，他说，很多年后，那些已经生活在宽敞整洁楼房里的人们，应该会被这张照片打动，进而引发对逝去岁月的缅怀。

　　(尊重上海旧式弄堂不喜点名道姓称呼邻居的特点，记者保留了文中人物在生活里的真实称谓，实习生俞慕佳对此文亦有贡献)

　　(以上内容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

　　相关专题：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