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楷会否背“信”

　　8月8日，坊间流布多日的《信报》“卖盘”消息，终于做实，买家李泽楷正式露面。李泽楷一再强调编采不变，更声称买《信报》不为钱……香港文人办报的历史，终于随《信报》易手而终。

　　□崔少明(香港)

　　在香港办报无须执照，老板不限国籍、地域，注册个公司就可开张。因此，700万人有17份本地出版的日报；此外还有6份中国内地、美国和英国报纸在这里印刷发行。人均的报馆数目是全球之最，而报纸也如同一般生意，随着市场的变迁此起彼落。

　　香港回归之初的1997年11月，中国新闻社香港分社和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合作出版了《港澳台及海外华文传媒名录》。但经过金融危机和非典疫症，9年后的今天，《华侨日报》《星岛晚报》《新晚报》《快报》《天天日报》《港人日报》退出了市场，占报馆数目1/3。其中有5份曾风光过一时，《新晚》《快报》《天天》在1970年代还很畅销；《华侨》和《星晚》更是当年报界的老大。笔者是看《星晚》和《新晚》长大的，1980年代中期还给《天天》打过工。

　　至于现存的17份报纸，由于僧多粥少，亏本的多，换老板也很平常。《成报》在上世纪60~80年代销量高居第二，但近年一再转手。只要你有几个亿，随时欢迎来采购。

　　在港办报，基本上文责自负。政府最怕被指打压言论，除非社会压力摆不平，否则绝少“动”媒体。色情暴力太“出位”时，会告你违反《淫亵不雅物品条例》。而如果你“砌人生猪肉”，无中生有，也偶尔会被受害人告诽谤。但后一类私人官司，原告很少打赢。因为一打就是好几年，诉讼费以百万元计，精神压力大，谁也受不了。因此，受害人要么忍气吞声，要么在庭外私下了结。

　　政治上，报纸虽然可以畅所欲言，但报馆多，彼此恶性竞争，部分抵消了对政府的压力。加上政府掌握了信息，报馆为了维持消息来源，也会留有余地。上百年来，香港政府和报馆之间一直维持着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报馆因为政治而被整，记忆中只有1967年。受内地“文革”影响，有爱国报馆一度被港英政府封闭，负责人被扣押。

　　正因为办报不设限，报纸创刊、停刊、转卖司空见惯。因此，过去这一年，《信报财经新闻》“卖盘”(待售)传出后，新闻界、政界、学术界忧心忡忡，分属例外。知识界担心，这个精通琴棋书画的“老处女”被登徒子买去糟塌，甚至高价变卖，流落烟花巷。

　　虽然我在《信报》工作过，在该报的专栏已写了多年，但话要实说。这份财经报在香港收费报纸里所占的份额相信不够5%。每天的广告“两只手数晒(完)”。原因是以今天的口味看，《信报》可以闷死人。每天只有六七张纸，不但只讲财经，更偏爱评论、取材严肃、条少文长、版面单调。以同样的价钱，畅销报厚厚的一大叠，包罗万有。

　　由于老板信心不足，《信报》早在回归前就已传过卖盘。但当时正值“鱼翅捞饭”的经济泡沫期，据说要价太高。回归后又碰上金融危机，楼与股跌去一半，广告市场萧条，财经报备受冷落。当时社会气氛恶劣，传媒唯一的市场是批评特区政府。继而非典来袭，香港人均死亡率高居全球之冠。接着因为国家安全立法的争议，港人的“信”心受挫，更不会来买《信报》。

　　直到去年经济复苏、失业回落、楼股反弹、地产广告重现，市场好转，《信报》才有转手的可能。但小道消息传出后，触动了有识之士的神经。

　　《信报》“信”在何处

　　原来，《信报》的市场规模与影响力不成比例，在知识界里的分量远远超过销量大好几倍的畅销报。

　　首先，老板林山木号称“香江第一健笔”。自1973年7月3日创报以来，以笔名“林行止”发表的每日专栏，很多有识之士必读。因此一听《信报》要卖，读者首先就担心“第一专栏”成为绝响。

　　香港并非没有更红的作家。近年被誉为“香港第一才子”的陶杰每天写几个专栏、每晚上电台论道、经常剪彩做骚(作秀)，风头不亚于台湾当年的李敖。而陶杰也一如林老板，博览群书，旁征博引，并非起床打个呵欠也能成篇的“作”家。但偏偏林老板特别受敬重，因为秉笔直书，不党不群，不卖账以遂私利，不干预员工的运作，不为专栏作家设限，不因为市场竞争而出横手。

　　几乎所有的当政者，他都批评过。回归前，他在社论里说，他日《信报》若不能畅所欲言，宁可关门。回归后，时移势易，不少媒体放缓了语气，但林老板对特区政府，特别是首任特首照样针砭。他亦曾高调宣称，有碍言论自由的法例一旦通过即停刊，香港历史上首次有报纸为了言论自由而预告关门，全城震动。

　　林老板赋予专栏作家的自由度，我有切身的体验。在《信报》的专栏少说也写了五六年，从未听说林老板有意见。所接到的指正都来自读者。而且我事后在专栏里道歉和更正后，也未听说林老板埋怨我疏忽，督促我检点。传闻《信报》卖盘后，我不只一次以“中立”的角度，在专栏里揣测交易的利弊、担心员工的生计、批评《信报》落后于时代。说实在的，我一无内幕消息，二不代表任何人，所有的论点纯属想当然，唯一的依据是良心。交稿前后从未与林老板夫妇打过招呼，但见报时几乎没有动过一个字，事后也没有听说老板有表示。

　　与此相反，我唯一接到过的林老板信息，是他手书的一个便条。具体的文句已记不清，但记得是激励的话。换言之，专栏作家一旦落入他手里，他只会打气，不会打击。

　　除了林行止专栏，《信报》的第二个卖点是该报第三个创办人曹志明以笔名“曹仁超”见报的每日专栏。如果林行止专栏是有识之士的日课，曹仁超的《投资者日记》则是股民的风向标。

　　不用说，曹志明买卖股票赚了大钱，也将经验写在专栏里。但他的专栏成为理财资讯的长青树，要说因为“贴士”准，还不如说是融入政经八卦，提供了谈资，有助于读者了解政策方向。“曹仁超”用方言撰写，以隐喻的语气“放”小道、冷嘲热讽，但用呼之欲出的绰号代替决策者的姓名。说得煞有介事，成为政经界的每日一谜。

　　说实在的，正如政治上“林行止”并非行情最准的专栏，“曹仁超”也不是预测个别股票最准的专家。香港报纸有所谓“当炒股”专栏。你不需要懂股票，只要大清早买份报纸，按照上列的“当天”某种股票建议的卖出或买入价“炒”之，有时候也能获利。而这类报纸也以这种“信者得救”的贴士为卖点。

　　对财经媒体来说，更重要的是，由于市场气氛好则股民敢投资，股经有需求，最大的诱惑不是唱好某种投资工具，而是唱好市场、淡化不利因素。而且，当官的都想歌舞升平，把唱好的媒体视为政治盟友，经营时予以方便。

　　但《信报》以“信”为本，坚持理性投资，不造市，不托市，不主张短炒，不营造“内幕”。这种书生论股，注定讨好不了股民、经纪和政府。但以事论事，不怕“唱衰”、不怕与造市者抬杠，赢得了知识界的“信”任。

　　《信报》的第三个卖点是政论。但财经报而以政论为“主打”，天下之怪莫过于此。

　　《信报》是香港第一家财经报纸，1973年创办时正值香港第一次股灾。正如上述，股市不振时，没有人有心情看财经报。我不清楚《信报》为何不待股市好转后才创刊，但林行止和曹仁超都出身财经新闻，当初办报可信并非想卖政论。林行止从英国深造经济归来，有感于香港报纸的财经版唱好多、可“信”的资讯少，决定填补这个空缺。果然，《信报》熬过了股灾后，一炮而红。后来怎样会由财经报变成“政论报”，委实是一个谜。

　　《信报》的政论是香港媒体的异数。由于政论既不卖钱，又得罪人，香港大约每三份中文报纸才有一份有政论版。每天半版到一版，三四篇文章，过千字就算长。唯独《信报》逆其道而行。报纸的张数只是大报三四分之一，却有两大版政论，六七篇文章，每篇短的千字，长的两千。至于是否有“料”，笔者作为作者之一，不便置评。留待你来港“自由行”时，买一份自行判断。

　　股权对等，未来不明

　　《信报》卖盘，读者除了担心失却上述三大卖点，还另有挂念。知识界有些人觉得，回归后，只有黎智英的《苹果日报》和林山木的《信报》坚持初衷。但前者现已经以意识形态为依归，《信报》堪称唯一独立的理性声音。

　　读者除了珍惜《信报》的价值，也因为买方的身份而担忧。过去一年来，虽然据说有三四个买方有兴趣，但认真在谈的其实只有李泽楷。后者洋名Richard，是香港首富李嘉诚的次子，出道后主要经营媒体和电讯。社会上对他的成见来自二方面。一则李家的生意衣食住行无所不包，在港无人能望其项背，政府都要敬他三分。如果最有“信”誉的报纸也为其打边鼓，连舆论都将被“垄断”。

　　二则《信报》成交前夕，李泽楷出售名下“电讯盈科”(简称电盈或PCCW)的资产以套现。这是他出道以来第二次买卖企业。第一次是将当时的“卫星电视”(StarTV)卖给传媒大王默多克，赚了几亿美元。这次卖电盈虽然亏了，但当初他高价买入电讯资产时，股民看好他买卖卫视“点石成金”的本领，争购电盈股票。不料股价转眼间跌到一个零头，至今未复原。股民恨透，认定李泽楷只是低买高卖以牟利的“财技”专家，无意经营实业。

　　若此，买《信报》很可能又是待价而沽的游戏。万一落入不智之人手里，《信报》信誉固然毁于一旦，香港终将失去一个独立的声音。

　　《信报》三位创办人林山木、骆友梅夫妇、以及曹志明和买方李泽楷都深明公众的忧虑，8月8日宣布成交后，一再强调编采不变。李泽楷更声称，买《信报》不为钱，而是为了新闻自由，不会把报纸当作“私器”以宣传家族生意。

　　综合双方公布的交易条件，买方李泽楷与卖方的三位创办人初期各占50%股权；买方有意逐步增持股权，但卖方说要视乎合作的成效再谈；买方会派财务和市务专家加入董事会，但不会涉及编务；骆友梅继续担任《信报》及《信报月刊》社长，编采方针不变；林行止和曹仁超的招牌专栏继续写；原有员工的雇佣条件不变。

　　双方拒绝透露交易额，只强调“银码”(款额)从来不是谈判的焦点。传闻中有2.4亿元和2.8亿元两种说法。但李泽楷买报纸的钱并非来自上市公司，而《信报》也没有上市，有关交易不涉及公众的钱。4000万元的出入与公众无关。

　　交易条款很富心思，关键在于落实。首先，双方股权对等，意见不同时如何取决？这是表面上的情形。林家可信私下正“鸭子划水”，逐步向目标推进。《信报》在卖盘公布前改动评论版就引人注目。《林行止专栏》原本在版面上方，以“通栏”方式“君临天下”，现在移到左侧，“偏安一隅”，不若右上角的大块专栏来得抢眼，感觉上篇幅也有所缩减。《林行止专栏》也更多讲非中华圈的事、读经济学书籍所得，似欲淡出本地。

　　总之，买卖双方的企业文化不同，磨合时“火花”必定不少。既要有良好的愿望，又要作最坏的打算。

　　既已公告天下，李泽楷在可见的将来相信不会触动现有的《信报》，包括员工和作者。但由于他的财力，李泽楷入股反过来也引起了憧憬。

　　在林山木夫妇主持下，《信报》经营上最成功的是成本低。因此在长期萧条中，《信报》几乎没有广告仍然撑得住。但经营上靠压低成本、只守不攻，在经济蓬勃时，不利于抢市场。香港现正好景，《信报》有了李泽楷的财源后，会否转守为攻？

　　文人办报，时势不再

　　香港文化界对《信报》卖盘感到特别哀伤，因为在查良镛出售《明报》后，这是最后一份文人办的报纸。其余的报纸不是隶属传媒集团，就是隶属综合性财团，业务多元，并非专心办报。前一种老板把新闻出版纯粹当作生意，后一种老板更可能借用报纸来宣传其他的生意，所谓发挥“协作”功能。

　　“文人办报”受敬重，因为我们相信读书人有风骨，不会为了销量和广告而废言。但商人办报，只要有利可图，内容说什么分属次要。

　　这种忧虑有理。但传媒集团化正如经贸全球化，后果令人忧虑，却是社会发展的大势。只能防范其副作用，不可能把历史拉回头。文人办报难以适应全球化、网络化、影音化的大势，不能提供切合年轻人需要的资讯，也就会把下一代奉送给网络和影音。

　　首先，文人办报通常是国难的产物，和平时代缺乏这种土壤。20世纪上半叶，国家内忧外患。报人为了救国，选择以笔代枪，不惜“抛头颅，洒热血”。1949年后，由于内地“文革”等动荡，香港直到1980年代仍有这类报纸。《明报》就扮演过这种角色。但随着内地经济飞跃，这种办报的动力已消失。

　　次之，文人办报也是高压的产物。政府若钳制言论，则刺激了文人争取自由的决心。但香港谁都可以办报，由市场决定成败。这也就决定了，办报在香港作为商业行为的成分远多于政治行为，商人办报远多过文人。

　　因此，文人办报在香港从来不是主流。直至1980年代初，市场份额较大的报纸，无论是严肃的《星岛》《华侨》，还是大众化的《东方》《成报》，没有一份是文人办的。

　　香港很少文人办报，另一个原因是回归前，香港被视为“借来的地方”。由于市场开放、言论自由、法治良好，各方人马都“借”这里来讲话、比拼。但正因此，香港有政治理念的报纸大都带点外来背景，很少是本地人独立经营的。就以文人办报的典范《大公报》来说，在内地创办了36年后，1938年来港出报，主要是借用这里的自由凝聚海外华人、支援内地抗战。

　　同样地，香港的《文汇报》本来是上海报纸，1938年创刊时，主要是宣传抗日。战后由于反对国共打内战，1947年被国民党政府迫令停刊。这才南下，以《香港文汇报》的名义，利用这里的自由继续发炮。1949年后，香港的《文汇》和《大公》受内地领导，严格来说不再是文人办报。

　　1949年代以后，香港最有名的文人报纸，相信是查良镛时期的《明报》。但《明报》某种程度上是时势造英雄。1959年创报时，主要是查良镛以笔名金庸在《商报》上发表的武侠小说风靡全港，于是自立门户。但金庸的独家连载一纸风行，奠定了《明报》的基础。接着碰上“文革”，查良镛执笔的社论切中香港人的心态，《明报》才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报纸。

　　查良镛在六七十年代执笔的社论，有识之士必读，而《明报》至今以文教见长。但创办时并非为了谠言高论，相信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大的影响。

　　但不幸的是，查良镛的子女无意继承报业。找人接棒时，相人不慎，不但钱财蒙受损失，《明报》的信誉也至今未能复原。查良镛“晚节不保”，堪为《信报》前车之鉴。

　　而此前香港的17份本地中英文报纸，只有《信报》和免费派发的《am730》是老板独资经营的“个体户”，其余15份股权虽然控制在家族手里，但都隶属传媒集团、综合财团或内地。集团化之下，独立办报更难。

　　随着经济发展、资本集中，报纸与财团的经济规模日益悬殊。香港最值钱的报业集团东方、苹果、南华早报也不超过20亿，但年营业额过百亿的财团多的是，内地国企更有上千亿的。除了壹传媒意识形态强、明报企业有文化使命，不会出售外，其他报纸只要财团有意，相信都“有得谈”。但由于办报通常亏本，加上有政治风险，财团除非觉得对其地位和形象有所值，才愿意考虑。这种财团自然不多。

　　香港报业的展望

　　香港时政记者普遍相信，香港的媒体，特别是报纸，大都“温驯转型”。的确，现在的香港报纸不像前几年，以将政府的军为乐，甚至愿意报道正面发展。但长远来说，相对于政治，市场的挑战，特别是读者加速向网络流失、青少年对传统价值的颠覆，远较严峻。

　　报纸读者向网络流失的问题早已存在，但博客风靡全球后，形势才急转直下。以往年轻人纵使不看报“纸”，也会拜访其网页。现在往往只上博客。彼此间议论，但可能大都没有看过当天的传统媒体，偶尔才有人引用报纸电视的一言半语。但有否错引、以讹传讹，谁也不在乎。博客成为新的言论王国，议题、论点和思维独立于传统媒体之外。这种趋势若持续，网络有一天会成为主要的资讯和舆论来源。

　　香港由于人口密集，报纸利用科技一向比较落后，加上成本的考虑，至今没有在网上开展与读者的实时讨论。最近《苹果》每天选刊博客网站的内容，但目的只是好玩、吸引读者，并非反映博客具实质的议题。李泽楷熟悉电讯，或者可以使《信报》在这方面做点示范。

　　对报纸另一项重大的冲击是青少年对传统价值的颠覆。这在网络普及前就已浮现。专长青少年问题的日本学者千石保1991年为此写了《“认真”的崩溃》一书。从书名即可知，在富裕中成长的一代拒绝严肃地对待生活，但求即时的快乐，对事物不愿思考，不求甚解。上述一书出版后这15年，“玩世不恭”已成为全球富裕社会的普遍现象。香港自不例外。内地进入小康后，相信也会跟进。

　　青少年进入社会后，虽然会变得比较“成熟”，但成长期拒绝认真的经验会融入他们的处世方式。严肃地对待事物是新闻和言论的基础。但如果媒体大声疾呼，新一代觉得大惊小怪，认为人生没有那么大不了的事，也就是远离传统的媒体。

　　此将逼使新闻作业由选题、定调、用词到是非判断都作出相应的调整。近年流行用轻松甚至搞笑的形式讲严肃话题，就是其中一种尝试。

　　过去这20年，随着电脑普及，技术突飞猛进，资讯渠道由纸张过渡到网络、由文字过渡到影像。价值永恒，但表达常青，相信今后仍然如是。香港报业自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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