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斯科特·麦克莱伦

　　：：译者江唐丁康吉

　　再有一周时间，美国第43任总统乔治·W·布什就将告别白宫。作为饱受争议的国际政治人物之一，布什政府的内 外政策是怎样形成的？他本人的性格特征对其施政方式产生了哪些影响？白宫前任新闻发言人麦克莱伦的这部回忆录，为普通 人开启了了解美国政坛内幕的窗口。

　　2003年7月，作者接替阿里·弗莱舍，正式就任白宫新闻发言人。但他很快意识到，担当美国政府首席发言人， 是一项何等艰巨的职责。比如他曾重申了白宫当时的标准立场：“我们相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最终会被找到。目前核查人员 仍在从事前期工作。”

　　1.我走到媒体聚光灯下

　　那通电话来得出乎意料。我的前任阿里·弗莱舍告诉我，他会在隔天——2003年5月19日宣布辞去白宫新闻发 言人职务，辞职将于7月中旬生效。辞职的理由很简单：他感到筋疲力尽。而在此前两周，令人紧张的伊拉克战事刚刚结束， 布什总统在停泊在圣迭戈的“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向全世界宣布“任务完成”。

　　记得就在几个月前，阿里还在聊天中向我提到，他打算在白宫多待一段时间。当时的他看起来干劲十足、热情高涨。 的确，他很喜欢在聚光灯下与媒体展开较量，并且度过了“9·11”之后最困难的日子，在极其躁动不安的时期尽到了政府 首席发言人的职责。

　　当时，我无法充分理解阿里的离职决定。不过在随后几年里，我逐渐了解到：作为新闻发言人，日复一日的操劳何以 会在短时间内悄无声息地把人压垮。一个人能够重新振奋精神的次数毕竟是有限的，此时的阿里就达到了他的极限。

　　我知道，自己也许很快就会接替阿里，走到媒体的聚光灯下。我认为，我已经证明了对布什一片忠心，并对他的思路 和他做决定时考虑的原则都有透彻的理解。同时，我也有能力在讲台上按照总统希望的方式完成工作——在阿里外出、度假时 ，我曾不止一次接过他的职责，独自一人主持召开了数次简报会。

　　一切都发生得那么快。5月19日，我与白宫办公厅主任安迪·卡德见面，商讨两党的前景。星期一，我与总统谈话 。周五，布什在家乡克劳福德接待日本首相小泉并度周末。乘坐“空军一号”返航时，他正式授予我这个职位。

　　2.总统不希望发言人超越权限

　　我的生活迅速地改观，甚至来不及静下心来做一番彻底的思考，把应当弄清的所有事项考虑好。尽管总统和我相知甚 深，我仍希望了解他有何想法，了解这份工作的要求，了解他希望我如何完成这份工作。

　　我明白总统对新闻发言人的定位。他不希望发言人超越权限发言，或是无必要、出人意料地制造新闻。他知道新闻发 言人必须整日与媒体互动，因此允许我们了解必要的信息，但他对“必要”的界定，总会让新闻发言人受到较大的束缚。

　　显然，像阿里一样，我不能参与某些重要的决策讨论会，尤其是某些非正式、规模很小的会议。在这类场合，布什希 望确定知晓情报的部门，限定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事后才会予以公开。另外，布什不认为我们有必要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 会议的正式与会人员。在椭圆形办公室召开的每日“新闻会议”，新闻发言人也不参加。

　　比这种权限限制更令人烦恼的，是白宫对政府机密的总体性心理定势，还有对国内媒体的负面看法，以及这种思维导 致的对新闻发言人的极少帮助。

　　总统喜欢在白宫内划分“知情范围”。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总统与部属会晤时，任何第三方的出现，哪怕是团队 中最受信任的成员，都会给这种谈话的自由带来限制。但在布什的白宫内，这种闭门会谈分外恼人。例如，迪克·切尼比历史 上任何一位副总统拥有的权力都要大，而且没有人说得清，他在多大的范围内动用了这份权力。如果被关在门外，与他向总统 提出的建议相隔绝，就会使我对政府当前的真实运作，在理解上留下一个巨大的黑洞，这种被蒙在鼓里的滋味实在不好受。

　　说得再明白些，我感到布什政府为新闻发言人这一职位提供的支持少之又少。布什的最高级别政策顾问中，没有几个 人能让我们及时了解幕后的政策变化和个中原因。有些时候，甚至在新闻发言人收到某个重大事件的风声后，也得到某些顾问 那里再三发问，才能得知详情。

　　3.白宫为何不喜欢媒体

　　时间久了，我逐渐意识到，新闻发言人被如此对待，原因不在于在位者是何许人，而在于政府对媒体根深蒂固的不信 任。事实上，总统及其顾问圈都不曾肯定包括白宫记者团在内的国内媒体的正面价值。在他们看来，华盛顿媒体就像政治说客 和行业协会一样，不过是白宫不得不与之周旋的另一个“特殊利益团体”。

　　像许多总统一样，布什将媒体视为“必要的恶”或“公害”，认为媒体是介于他与美国人民之间的中间组织，经常过 分地阻碍他的意旨清晰传播，有时还积极地破坏他的政权，削弱它与民众的联系。由于这种情绪，白宫的多数成员不愿向媒体 提供更多消息，或是只提供经过细心琢磨的最少信息，以支持总统的立场，不留批评的余地。

　　那么，华盛顿现在的问题确实是左翼记者与保守派政治家对抗，并试图将后者拉下马来造成的吗？

　　我的回答始终如一。这点也许是真的：多数记者、撰稿人、电视台记者是自由主义者，或具有左翼倾向，倾向于投民 主党的票。但也不可否认，绝大多数记者——包括白宫记者团在内都是诚实、公正、专业的；即便报道真的存有少许偏见，相 信公众也能准确甄别。布什政府要想将心意传达给美国人民，并无特别的困难。

　　因此，我并不认同某些人对媒体的批判。只要它们做事专业，我便不会为难记者。当然，作为新闻发言人，我本来就 乐于同他们打交道。以我之见，国内媒体的真正问题在于：喜欢对没有争议的事项大做文章，过分关注华盛顿的谁胜谁负，不 停地搜寻可供抨击的某件事或某个人。这些恶习往往令至关重要的大事遭到忽略。

　　但布什政府内的多数人并不赞成我对媒体所抱的看法。个人以为，正是对自由媒体根深蒂固的偏见，才有助于解释布 什团队内部那种高筑壁垒的倾向。更不幸的是，新闻发言人有时会发现，自己也被挡在了这道壁垒外面。

　　4.要遏制住争议愈发困难

　　直到2003年7月15日星期二，也就是正式就任白宫新闻发言人的日子，我才开始意识到，要帮总统克服最大的 挑战——扭转他在信誉和公众支持率上的颓势有多么困难。

　　对于伊拉克是否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疑问正变得难以抑制，这种疑问不光存在于政府以外，政府内部也是一样。 但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包括总统在内，仍在满怀希冀地坚持着错误的愿望：在适当时机，以美军为首的核查小组将会凭借巨大 的人力和资源优势，发现萨达姆的违禁武器——情报部门确信他拥有这些武器，一定隐藏在伊拉克的沙漠下面。

　　在登上新闻简报室的中央舞台之前，我疑虑渐增。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心理转变的转折点——有位记者给我带来了颇有 价值的启迪。

　　此人就是负责为ABC新闻广播电台提供白宫报道的资深记者安·康普顿，我一向愿意同她交谈。6月底的一天，安 来问我有关伊拉克战争的事，当时已经开战3个月了。在轻易地打败萨达姆的军队后，联军开始进行扫尾行动。但萨达姆本人 尚未被抓获，大批武器弹药无人看守，被哄抢一空。尤其麻烦的是，美军开始注意到，武装分子发动的攻击次数在不断增长， 开战之初的那种纯粹乐观情绪，正逐渐转变为对伊拉克长远前景的担忧。

　　当话题转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时，我重申了白宫当时的标准立场：“我们相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最终会被找到 。目前核查人员仍在从事前期工作。”

　　安的回应颇为生硬。她以实事求是的语气告诉我：“不会找到任何东西的。要是有的话，现在应该已经找到了。”她 的神情颇为自信，似乎已经预见到这件事的结局。

　　当时我有点动摇，但随着客人离开办公室，我又开始对自己暗暗重复那套讲了好多天的“合乎逻辑”的意见：萨达姆 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尽管不好找，但肯定存在——他曾经拥有并使用过它们，他有过欺骗和蒙蔽联合国调查人员的记录。做出 了可靠判断的情报分析家不光是出自我国的情报部门，也有同盟国的朋友。我们必须提醒自己，萨达姆是一位阴险狡诈、不甘 示弱的统治者，多年来一直在与核查人员玩虚虚实实的把戏……

　　但在内心深处，安·康普顿的话始终令我深感不安。真相已越来越清楚：发起这场战争的正当性基础也许压根就不存 在，要遏制住媒体的不安与争议越来越难了。不止一次，我发现自己在不无沮丧地想：“阿里选择的离职时机真是正当其时！ ”

　　(：：节选自《白宫内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