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书展表面上是在比成品，实际是在比哪一个社会有最丰沃的土壤，有最自由的空气和独立的精神。一个社 会一旦具有这些品质，产品自然会好。”

　　撰稿·燕舞

　　“其实，我还想来北大讲学一年呢，但不知道北大能不能像港大那样提供条件给我。”10月下旬，当下华语世界最 具影响力的作家龙应台接受笔者专访时，如是表达了她最近的一个心愿。一个多小时的专访结束后，她特意走到北京华侨大厦 门口“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辨认着王府井大街上的行道树到底是杨树还是榆树，借机体察“唐诗宋词的中国”。

　　从2004年夏天开始，卸任台北文化局局长的她到香港城市大学访学一年，参观港大教授公寓时看到的“一片海” 让她决意留下。港大5年，让她发现：“港大有一个非常新的状况，研究生几乎80%以上是大陆学生。”

　　专访次日午后，“龙应台《目送》新书见面会”在北京三联韬奋图书中心举行。在穿插着演讲、欧洲式诵读和问答的 两个半小时见面会上，除了拒绝“你化妆吗？怎么保持这么好的气色？”一类的个别问题外，龙应台基本上是知无不言。她再 一次表达了她最近的心愿：“我确实希望有机会能到北京来长住一段时间，住半年或者一年。如果我有过在中国大陆真正的脚 踩在泥土上的生活经验的话，我再来写(一些题材)会不一样，会更好。缺了这块泥土上真正的生活经验，你就比较不容易知 道这片土地上真正的痛之所在和情感。”

　　文化输出的差距

　　1980年代初，旅美苦学9年的龙应台在获得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后，回到台湾执教和写作。198 4年，她在《中国时报》撰写“野火集”专栏，呐喊“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因对国民党威权统治的猛烈抨击和对公民 意识的倡导而引起热烈反响；次年，“野火集”结集出版，不到1个月内再版24次，被诗人余光中誉为“龙卷风”。从19 86年，起，她旅居欧洲共13年，其间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开设“台湾文学”课程，并在欧洲报纸如《法兰克福汇报》撰写 专栏。

　　龙应台在法兰克福住过11年，那时每年都会参加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今年也以台湾出版商代表团成员身份参加了1 0月19日刚刚闭幕的第61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100多年才能轮到做主宾国的机会。它不同于汽车展等一般的商展， 其实是思想展，各个国家借此展示自己最有潜力被外国买去的书。它是各个国家文化输出的竞赛，是思想竞技的场所”，龙应 台很为中国是这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的主宾国而高兴，也很为中国图书在装帧设计等领域的微观进步而欣慰。

　　但“中国在所谓大国崛起的趋势里，相较于商业输出，文化输出这块是比较落后的。中国作为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 ，其实接受了一个刺激：在文化输出上，与国际的差距那么大”，龙应台也看到了中国出版在全球化态势下需要奋起直追和锦 上添花之处，“中国的展台上有很多很多书，但这些书能被国际社会认可的比例是很低的。”

　　对于大陆官方近年大力倡导的“出版走出去”战略，龙应台认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首先，“输出之前，你要去 了解什么样的书才能打入德文、英文等市场”，“这势必要我们对英文世界、德文世界进行深入了解，而对文化的理解比对汽 车、电冰箱市场的了解面临的挑战更多，是需要下功夫的”；其次，出版品乃至文化商品“无论在思想深度、对世界认知的广 度和文字艺术的高度上，(本身品质)都要好，这是一个竞技的事情”，“一个社会的文字作品，不止文学，要达到最高境界 ，社会一定要给它最宽广、刺激最大的创作环境”，“法兰克福书展表面上是在比成品，实际是在比哪一个社会有最丰沃的土 壤，有最自由的空气和独立的精神。一个社会一旦具有这些品质，产品自然会好。”

　　这个时代怎样“被记忆”

　　最近5年，除“一个月去一次台湾清华大学讲课”，龙应台主要给港大学生授课，“我有时开对社会开放的课”，听 课的三分之一是当地政府官员，三分之一是律师和建筑师等专业人士。来听“文化政策”的港府官员和公共文化艺术机构的主 事者，显然看重龙应台1999年夏至2003年2月受马英九之邀担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局长的经验。龙应台不太愿意多谈 “公务员经历”，不过她表示：“当只是纯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一个钟表，看到两个时针是怎么走的。当 你有实际经验的时候，你就知道齿轮是怎么回事。”

　　回望那4年，龙应台最敝帚自珍的是“打下了一个基础”，“就是文化局能独立行使职权，不是市长的化妆师，只对 市民负责。它包含城市规划、古迹保存、公共意识、城市的艺术教育和文化人才培育等。”

　　“政府的所有钱来自税收，来自人民，所以要保证每一个人的文化权”，龙应台在任上大张旗鼓地推行“庶民文化权 ”、“公民文化权”的概念，并提出“文化就是生活”、“文化就在巷子里”等主张：“所谓的文化，不是停留在装饰着水晶 灯的大歌剧院里上演的歌剧上，它是城市里的居民如摆路边摊以糊口的老太婆的文化权，甚至包括坐牢的犯人都有文化权。城 市的居民有权利追问官员：我有文化权，我和那些穿着华服去听歌剧的人的文化权的差距在哪儿？”

　　“决策者一旦有了人文涵养，他在修路时会为一棵400年的老树转个弯，会保护对历史积淀有贡献的人的老房子， 会在最新潮的建筑里融进古代的建筑元素。”龙应台主政台北市文化局时，会组织专家就民间文化团体申请政府资助的项目进 行科学评估，“我要看你的土壤好不好”，“我作为政府，会设法给你一个‘钓竿’而不是直接给‘鱼’，但好多民间申请者 只要钱，想直接得到‘鱼’。”糟糕的是，民选的政府官员为了拉拢选票，很可能迫于选民压力而把政府资助划拨给投自己票 的选民和团体。

　　南京作家范泓写作《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时，触动他的就有一个细节：2002年5月23日，龙应台偕“中 研院”社科所研究员钱永祥与资深报人南方朔等会勘年久失修的雷震故居，“那天，在蒙蒙细雨之中，龙应台手执一本195 6年10月适逢蒋介石七十寿辰出版的《自由中国》半月刊，其中有雷震先生所写一篇题为《寿总统蒋公》的社论……龙应台 女士动情地说：‘这篇社论正是雷震十年牢狱之灾的关键点’。”时隔7年，龙应台回忆：“我在保存雷震、梁实秋等台湾‘ 外省人’的故居时，还会考虑是否保存台湾本土文化名人的故居”，“决策者从下到上界定什么叫文化，什么值得保存，什么 要拆掉，才是多元社会所需要的。如果民间声音出不来或者得不到落实，这个多元社会就听不到足够多的人的声音、意见。”

　　“当我想到北平的时候，我马上想到梁实秋”，龙应台认同“文化中国”的概念，她追问：“当代中国有这样的人吗 ”，“我们这个时代又会被人家怎么样地记住？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建国60周年，这是一个该思考的问题。”

　　龙应台现在最关注青年问题。

　　“两颗子弹的事情(指2005年3月19日的‘陈水扁枪击案’，笔者注)发生之后，我们这些朋友们觉得，恐怕 应该放弃任何对于政治人物的期待了，还是要回到原点，让咱们直接在民间社会里面，尤其是面对年轻人做一点基本的事情。 ”

　　龙应台注定了被误读和被期待。《孩子你慢慢来》本来与《野火集》是同期的作品，但陷入二元对立偏执的读者非要 把《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和《目送》这个貌似“软”的系列和“硬”的《野火集》生生对立起来。龙应台哭笑 不得，“白天骂政府”和“晚上回家给孩子喂奶”丝毫不矛盾。

　　有“刁钻”的读者提问，假设龙应台那温驯的次子菲利普是“同性恋”时怎么办，龙应台坦然作答：“跟他对我说‘ 妈，我是个左撇子’一样，没有任何差别”，“比他跟我说‘妈，我吸毒’这种问题好多了”，“我会跟他一起去同性恋的酒 吧”。

　　在逗留北京的三天里，龙应台竭力敞开自己，一点一滴地去感受胡同、平房和杨树等构成的“心灵里面的唐诗宋词的 中国”；读者见面会上，为了多听听字正腔圆的北京话，她请求提问的读者尽量少写纸条而多用口头提问。面对海峡这边的青 年崇拜者，龙应台的最大期待是：“挑战自己，你们心中原来有的所有价值都是可以被挑战的，那才是真正的年轻的中国人、 下一代中国人最有志气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