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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泉河:从寂寥到繁华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8月16日10:54  中国周刊
日土县游牧家庭的一个小女孩儿,像她在文艺队的姐姐一样有表演天赋。 日土县游牧家庭的一个小女孩儿,像她在文艺队的姐姐一样有表演天赋。

狮泉河从城中穿过,见证着狮泉河镇几十年的变迁。中国周刊记者/蒋晨明 摄 狮泉河从城中穿过,见证着狮泉河镇几十年的变迁。中国周刊记者/蒋晨明 摄

狮泉河镇已不再是小镇,而成为一个小城。加央次仁 摄 狮泉河镇已不再是小镇,而成为一个小城。加央次仁 摄

札达县古格遗址修缮现场,藏族百姓在“打阿嘎”维修屋顶。 札达县古格遗址修缮现场,藏族百姓在“打阿嘎”维修屋顶。

  从一个放牧点,成长为一座城市,狮泉河镇的经历,是人与自然相处的一部短暂的历史剧,也是阿里时代变迁的一个缩影。

  中国周刊记者  李佳蔚  西藏阿里报道

  1907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攀上狮泉河最初面世的那座山顶,写下“四条泉脉从一块平坦的岩板下发出,合成一条小溪”,将狮泉河作为科学发现公之于世。之前,被藏人称为“新吉·加巴彼”的这条河流,不知已经寂寞地流淌了多少年。

  狮泉河是幸运的。它逃脱了大部分高原河流断流乃至干涸消失的宿命,以一种从容不迫的姿态缓缓前进,重要的是,它滋养了一片一望无际的红柳林。

  1990年到来的张建森,则无缘见到“茂密的红柳林”,对他来说,那仿佛是从来没有存在过的风景。他看到的是四面群山包围下,一座小镇独卧在广阔的荒原滩地上,像是从天上掉下来似的。

  “狮泉河几乎是在什么也没有的情况下建起来的,现在可以用‘繁华’形容。”21年过去,在张建森看来,这个最初仅为一个放牧点、偶有牧民驻扎的居民点,已经进入快速前进的轨道。现在,狮泉河镇已成为西藏西部的交通枢纽、经济文化中心和边境贸易中心,常住人口达到2万人。

  狮泉河镇的前进,印证了高原城市的宿命:也许要忍受无边无际的寂寥,可同时也要对随时可能来到的繁荣的契机有所准备。

  ·一·

  契机在1965年7月23日阿里地委行署迁到狮泉河那一天到来。

  噶尔昆莎原本是阿里分工委和专员公署所在地。可这个现在昆莎机场的所在地,当年一直被燃料缺乏和雨季房屋易倒塌所困扰。因此,地区分工委和专员公署搬迁之事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便开始议论。

  搬到哪里去呢?

  生长着茂密红柳林的狮泉河强烈地吸引着人们的目光:狮泉河七八十公里的滩地上,密密麻麻地生长着西部高原的原始森林——红柳。红柳学名水柏枝,极耐干旱,不嫌贫瘠,因其枝条呈紫红色而得名。

  在寻找新址的人们看来,狮泉河周边是一块风水宝地:有红柳林,有水,有面积达400平方公里的大平坝,新藏公路和黑阿公路在这里交汇,唯一的缺憾是没有人。

  后经中央批准,阿里地区领导机关就迁移到这片狮泉河畔的红柳林中。狮泉河作为一座城镇的大幕,就此拉开。

  地区所在地狮泉河镇最初的“大胆设想”是八百人的规模:迁来四百人,留有四百人的发展空间。全镇当时拥有一口井、一家商店,一间发电房。最大的建筑是拥有650个座位的大礼堂平房。

  这所大房子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兼具会议室、电影院甚至是舞厅的功能,成为狮泉河唯一的休闲场所。

  张建森回忆起早年看电影的一次经历:买票之后,自己等了很久,工作人员过来说,今晚不放了,加上你才八个人,连电钱也不够。当时一张电影票三毛钱。

  电,一度是狮泉河镇的稀缺物。这并非一个缺乏光明的地方。从早上8点半到晚上10点,阳光都会毫不吝啬地照耀着狮泉河。可是黑色一旦来临,寂寞会像潮水一样涌上来。唯一能够与其对抗的是,似乎只有光明。

  当时是柴油发电,每到午夜12点,全镇统一关灯。“试想一下,孤独的狮泉河的四周都是黑暗,到了12点,整个狮泉河也‘咣’地一下子陷入黑暗,只有零星的蜡烛光,透出来,提醒这个城市的存在。”张建森望着窗外明晃晃的阳光,感慨说。

  在噶尔县畜牧局工作的张建森第一次下乡时,他的行李中有15本书,下乡45天就全部看完了。再后来,他开始练习书法。“大城市里的人练书法,很多是为了修身养性,在喧嚣中求得安宁,我这里恰恰相反。”说完,他自己笑了起来。

  可是说起家信,这个40岁的陕西汉子却抹起了眼泪。他曾经亲眼看到边防官兵把刚收到的家信捧在手里,还没有开封,手就抖了起来,眼泪流出来。张建森最快的一封家信,花了25天才到达父母手里。

  每年十一月到次年四月是狮泉河的漫长冬季,邮路中断,书信、报纸通常要中断半年。转过年来冰雪消融,邮局会向大家发布邮路的最新消息:邮车已经从新疆喀什出发,奔赴阿里,开往狮泉河。

  50岁的森格居委会书记索南说那是“狮泉河一年中最轰动性的时刻”:等待已久的人们倾巢而出,土墙边,石子路上,望穿秋水般统一盯住西北方向——邮车开进来的方向。

  当年,19岁的张建森也是从那个方向进入狮泉河的。在他的记忆中,全镇人迎接邮车的画面依旧清晰,可是另外一幅画面却只能停留在别人的描述之中。

  ·二·

  他来的时候,狮泉河镇上下游差不多八十公里的红柳滩已经被砍伐殆尽。

  狮泉河从一个农牧点成为地委行署所在地,红柳林的存在功不可没。可不幸的是,在这个城镇找到常规能源之前,它要为其提供救命的温暖。

  狮泉河人曾经尝试过从新疆调运原煤和焦炭,也有人建议用地热,受困于客观条件,纷纷作罢。更甚者,有人拿报纸来烧饭。据说,有人精密计算,一年365天的报纸,正好可以做一顿饭。

  这样一来,红柳林几近成为唯一选择。最高能够长到3米的它们,却拥有最长可以达到30米的根部,硬实,耐燃,是上好的燃料。

  按照800人设计的城镇,到1974年住房已经很紧张。到1976年之后,大量简陋的临时建筑盖起,成为干部办公栖身之所。到了80年代末,狮泉河镇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城镇规模像气球充气一般扩张。

  与此同时,随着红柳林的不断消失,原本脆弱的土壤保持水土的能力更差。冬天的风沙也愈加凶猛。张建森1990年到阿里的第一个冬天,沙子可以和农行的墙齐平,1米8的他站在2米高的沙墙前,一时感到眩晕。

  听风吃沙的日子大约持续了五六年。进入90年代,阿里地委行署开始高度重视保护生态,在狮泉河盆地实施植树造林、防风固沙工程,进行大规模的红柳林人工种植。仅2003年到2006年,全地区完成植树造林200万株,成片造林到2.3万亩。

  现在,在进入狮泉河的路两边,红柳林种植一期和二期工程已经完成。90年代初种植的红柳,有的已经长到了1米半高。“已经十年没有扫沙子了。”张建森说。

  每到夜里12点就要停电的黑暗日子也逐渐远去。2006年,总装机容量为6000千瓦的阿里狮泉河水电站建成发电,结束了阿里地区没有常规能源的历史。

  “现在是白天晚上都有电,除非电线杆子出了问题。用电炉子做饭、取暖,一度才九毛钱。”50岁的索南笑呵呵地说。

  张建森再也不用为被人从电影院里赶出来而苦恼了。今年6月中旬,阿里首家数字电影院已经在狮泉河镇开门营业,拥有105个标准座位,片源由飞机直接从成都运过来,保证阿里能够看到最新上映的影片。

  “听说一张票是35块钱。”张建森说自己一定抽个时间去看一场。现在,狮泉河镇影院里热映的是《建党伟业》。

  ·三·

  1991年春节,张建森买了一棵莲花白,花了21块钱。当时,他一个月的工资是204块钱。即使这样,他也很满足,因为海拔四千米以上的阿里不产蔬菜,青白相间的莲花白就是顶好的蔬菜了。

  莲花白是在狮泉河北岸、桥东北面的铁皮房里买到的。在一段时间里,现在三元工贸宾馆所在一带被称为狮泉河的桥头市场。最开始,这里只有几个大的铁皮房,店家卖土豆、萝卜等耐放食材和日用百货。

  慢慢地,桥头市场的人气越来越旺,经商的新疆人、开川菜馆的四川人、从事裁缝的浙江人、做小百货的甘肃人……最有特色的要算来自昌都、甘孜的康巴汉子。张建森回忆说,头上缠着红黑两色头绳的康巴汉子看起来都很彪悍,用的藏刀比本地人要长很多,都是横在腰间。

  铁皮房越来越多。浓厚的商业气息开始弥散在这个原本习惯“以物易物”的高原小镇。商店,饭店,宾馆,商场……狮泉河镇仿佛一夜间就把一只脚迈入了城市。

  曾经,一位游客在游览完桥头市场和附近的藏族手工艺品一条街以后,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狮泉河小镇甚至过于繁华,在这海拔4000多米的地方,分明就是郭沫若笔下那“天上的街市”!

  人口往往成为一座城市发展繁荣的晴雨表,尤其是对于这荒原上的狮泉河。到了1980年,狮泉河镇常住人口已经超过3000人,暂住人口超过2000人。到了1990年,流动人口超过5000人,当年全年达4万人次,竟然接近整个阿里地区总人口数。

  当时,张建森任县建筑建材总公司副总经理,他明显感觉自己的工作比原来忙了很多,公司承接的工程越来越多,特别是1999年,公司一年工程额近1亿。“国家一下子投入就加大了,我的工作忙,恰好证明当地基础设施发展快。”正是这一时间段内,狮泉河形成了“四纵四横”的基本城镇格局。

  “想想自己刚来的时候,再看看现在,外人也许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可是在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看来,现在的狮泉河就是一个奇迹。”张建森的脸上有着难以抑制的骄傲。

  ·四·

  现在的张建森患有轻度高原性心脏病,心肌供血不足,“心脏会有突然捏住的感觉”。在狮泉河,他基本上没有出过汗,还患上了痛风,因为蔬菜太少,肉食太多。

  他承认自己幻想过:“如果不来这边,在内地,自己会怎么样?”刚到阿里,他甚至饿过一段时间肚子,市场上一碗拌面的价钱是3块,他一个月的工资是198块,怎么算也不够。

  他写信给父亲,说,我想回去。曾经援藏的父亲反问他:我们当年在那曲更艰苦的时候都过得去,你现在过不去?从此,张建森再也没有“回去的念头”。

  当年搭乘东风车经过七天七夜一起来的32个伙伴中,有两个同龄人已经永远离开了他。“一个是1992年,农牧局的,胰腺炎,用药不准确;一个是2004年,没有及时发现病情,到了拉萨,确诊为肝昏迷,我们从来没有听说的病。”张建森说自己得过几次脑水肿和肺水肿,鬼门关上溜过,幸运的是又溜回来了。

  1998年,结婚一年的妻子辞掉西安纺织厂的工作,跟随张建森来到阿里。他早出晚归,还经常下乡,没有办法,张建森把妻子领到其他家属那里,说,你们一起玩吧。妻子最终在阿里学会了打麻将和上网。

  “我们援藏的人凑在一起,说来说去,自评就是‘上不能尽孝,下不能尽责’。”张建森说起自己一对青海的夫妻同事,老家在农村,休假回去,他们问孩子,你最想吃什么?他们想在有限的假期里给孩子补充。孩子回答,我想吃方便面。听完,夫妻两人抱头痛哭。

  从此,他们改变了一起休假的习惯,丈夫先休三个月,妻子再接着休三个月。“他们要建立和孩子的亲情联系,也要让孩子知道最好吃的东西不是方便面。”

  正因为如此,谈到个别人对于援藏干部的评价问题,张建森变得激动起来,“我就想问一句,当你的孩子说最想吃的是方便面的时候,你心里什么感觉?”

  狮泉河镇有座爱情山,山顶上是能够俯瞰整个城镇的观景台。一对藏族青年男女正在约会。一位当地人指着观景台上一根柱子,说,“这是阿里孩子心底深处的愿望,也是阿里的希望”。红柱上有黑色字体歪歪扭扭地写着:我一定要考上内地最好的中学,加油!

  没有寺庙,没有历史,与多数藏北市镇相比,狮泉河镇的存在和一切风光均由人造,它最需要的是人的力量。这些走出阿里、走出狮泉河的孩子,最终有95%以上会回到他们的家乡,成为这片土地前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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