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朱维群。原标题：朱维群：达赖集团败象毕现
达赖集团“司政选举”已接近尾声。虽然最后结果还未揭晓，但这次“大选”已经演变成了一个中伤对手的局面，正在造成达赖集团的分裂。“藏独”集团内部的一些“激进派”已经明确表示不支持达赖提出的所谓“中间道路”。这场闹剧，只是达赖集团在败亡之路上加速前行的一个最近例子。
“中间道路”走进死胡同
1959年达赖集团叛逃印度后,长期、公开的政治纲领是“西藏独立”，为此公开对中国边疆地区进行武装袭扰、在西藏策划骚乱、叛乱。由于遭到中国政府强有力打击，也由于20世纪70年代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美国为与中国改善关系，减少了对达赖集团支持，达赖集团公开的“西藏独立”旗号打不下去了，转而图谋“西藏独立”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大藏区高度自治”，第二步是在时机到来时重回公开的“西藏独立”，这就是1987年达赖正式提出“中间道路”时的如意算盘。但是，“中间道路”一经提出，中国政府即予以彻底揭露和拒绝，一针见血指出：“‘西藏独立不行’，‘半独立’、‘变相独立’也不行。”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内发生拉萨骚乱和北京政治风波，国际上发生苏东剧变，达赖以为变天的时候到了，悍然宣布收回“中间道路”，重回公开的“西藏独立”，1993年更宣布不与“不稳定的中国政府”接触。但是仅仅一两年之后，地球人都看到中国不仅没有垮台的丝毫迹象，反而国力持续提升，达赖只好腆颜重拾“中间道路”，请求与中国政府再次“谈判”。即便如此，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达赖集团以为机会到了，又一次制造了拉萨“3 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使接谈再濒绝境。
一个时期以来达赖集团内部围绕“中间道路”发生“激烈”争论，有的主张回到公开的“西藏独立”，讥笑“中间道路派”“5年任期内甚至没有获得一次与中国政府谈判的机会”;有的主张继续维持“中间道路”，否则“会打扰达赖喇嘛的安宁，会让达赖喇嘛活不长”。伪政府“司政”为了平息这场愈演愈烈的内斗，解释道：“‘西藏独立’和‘西藏自治’的观点并不矛盾，从辩证的角度看，‘西藏独立’是原则目标，‘西藏独立’是现实目标”，却不料彻底露出“中间道路”底牌。
“中间道路”从提出到现在已近30年，其失败已经是达赖集团人人皆知的事实。之所以目前还煞有介事争论着，有美国学者指出，是因为“中间道路”本来就是给西方人听的，不是给中国人听的。一是因为有这么个“政治纲领”聊胜于无，二是为继续从美国人那里取得每年两三千万美元的支持。
暴力恐怖活动难以为继
只要简单查一查达赖喇嘛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分裂主义生涯始终同暴力恐怖活动相伴随，而这一活动的“成效”又始终呈下滑态势。20世纪50年代初这个集团好赖还能同解放军在昌都打了一仗，1959年还能在西藏发动一场较大规模的武装叛乱，60年代就只能从境外对我边境地区进行打了就跑式的武装骚扰了;80年代总算还能连续3个年头在拉萨制造一系列骚乱事件，而到2008年“3 14”事件，转眼就被政府平息。到2011年之后，就只能靠欺骗几个不谙世事的小喇嘛自焚，在境内外刷一点儿存在感。
境外早就有报刊指出“自焚是另类恐怖主义”，达赖利用宗教影响力骗人点燃自己，更激起天怒人怨。当前达赖一伙已陷于两难境地：一方面急切希望并继续煽动策划新的自焚事件发生，以避免“西藏问题”在国际上进一步边缘化，伪政府“司政”最近还在赞扬自焚行为表明“对达赖喇嘛的忠诚”“决不让自焚者的血白流”;另一方面又怕招致国际舆论更大的反感，有损达赖“非暴力”、“和平主义”形象。达赖集团媒体也承认，大多数流亡藏人已经转向“呼吁年轻藏人停止自焚”，今后寻找新的自焚“材料”将越来越困难。
达赖集团及西方一些势力一直试图威胁中国政府：如果中国不接受“中间道路”，可能在达赖去世后不得不面对失去约束的“青年藏人”发动的公开的暴恐活动。但他们自己心里也清楚，正是因为公开的武力“藏独”搞不下去，才有“中间道路”问世;如果抛弃“中间道路”旗号重回武力“藏独”，难道比过去更有胜算？问题还在于，在当前国际反恐的大背景下，还有谁敢支持达赖后继者针对中国舞枪弄棒？如果达赖后继者中有人想试试，不仅在实力较量中将输得更惨，而且将在国际政治中沦为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疫。
流亡藏人离心倾向加剧
海外流亡藏人有十几万人，主要分布于南亚、北美和欧洲，其中以南亚最多，是达赖集团为体现其“代表性”、制造国际影响、聚敛钱财而必须死死抓住的主要人群。达赖集团在某些国际势力配合下，长期利用移居欧美国家的名额分配权、发放和更换“难民证”、征收“独立捐”等手法，从组织、思想、行为及经济上对这个特殊人群实行严格管控，在印度还不许他们获得印度公民身份。由于流亡地自然和政治环境限制、难民身份约束、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下、语言不通等现实原因，流亡藏人数十年来大多处于所在国社会下层，生存困难，前途无望，在印度定居点还经常与当地人发生冲突。据境外报道，自这个“司政”上台后，大多数流亡藏人“定居点”失业率已超过20%，外出务工又因为没有国籍而拿不到签证，教育、医疗没有任何保障。许多流亡藏人要求“司政”解释清楚：为什么大家都必须保持“难民”身份以博取国际对“流亡藏人”的同情，而他本人则在美国厚置房产、安置家人。生活的恶化造成达赖集团操控力整体下降，流亡藏人离心倾向加剧，“藏独”思想渐失群体基础，持顽固“藏独”立场的人越来越少。尽管许多人还不敢公开反对“流亡政府”，但对“藏独”活动日益采取观望态度。
近年，流亡藏人移居过程呈现从传统抱团聚居向更有现代特色的分别散居转变的趋势，这势必导致内部差异扩大，第二、三代更多融入所在国当地社会，而这又势必导致 “藏独”事业后继乏人。有美国媒体问道，“流亡藏人居住分散且有不同声音，如果达赖不再转世，这种凝聚力还会不会存在？”
国际窜访屡遭白眼
人们还记得，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及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达赖两度在西方一些势力那里炙手可热，一些国家领导人不顾中国政府强烈反对，以“人权”“自由”“宗教”的名义，轮番邀请达赖访问并予以接见。正是由于这些支持，促使达赖头脑升温，误判形势，昏头昏脑地两次宣布停止同中国政府的接谈，终至后来无路可走。
但世事无常。达赖近年窜访活动从当事国那里听到的最多一句话当属：“与达赖喇嘛见面不符合本国最佳利益”。有的国家干脆连入境签证都不发。从2013年到2015年，达赖窜访的国家、次数、历时，都呈逐年下降趋势，特别是会见各国政要越来越难。2015年，达赖除在少数国家获个别议员和地方官员接见外，多数情况是根本没有官员会面，更谈不上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接见。唯一例外是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家祈祷早餐日”演讲时向达赖致意，但也没有安排专门会见。9月，有英国记者向达赖问及，卡梅伦领导的英国执政党为了恢复中英关系而“没有与达赖喇嘛再见面计划”，如果达赖见到卡梅伦，会讲些什么？达赖大嚷“钱、钱、钱，这就是这些问题的关键，道德在哪里？”可见此翁心情郁闷之程度。
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上升，以及中国反对任何外国领导人会见达赖的坚决态度，使任何人在准备得罪中国之前不能不掂掂后果的分量;达赖这些年不断策划藏区骚乱、自焚的倒行逆施，也使更多国家民众失去了对这位“宗教领袖”的一点好奇与好感。达赖如果还是不甘寂寞，等待他的只能是更多的白眼。
权力交替 危机四伏
达赖集团是一个高度政教合一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达赖本人数十年来在这个小集团中行使从旧西藏封建农奴制沿袭下来的至高无上绝对权力，在政治上充当最高决策人，在宗教上充当精神领袖，再加上西方一些势力对这一体制的美化、推崇，使得达赖又成为这个集团无可替代的国际“品牌”。换句话说，没有了达赖，这个小集团一天也混不下去。现在问题来了，由于达赖年事已高，其辞世问题在这个集团内部也不再避讳，政治上权力交接和宗教上转世问题的紧迫性不能不导致这个集团危机感增强，内斗加剧。
从2011年起，达赖集团先后修改“流亡藏人宪章”、宣布达赖“退休”、选举“流亡政府”新领导人，其过程又特别注意给外界留下权力“民主”移交的印象。但是客观上由于达赖的政治影响力根本不是一个既没去过西藏也不懂藏语的“美国青年”所能替代，集团内部地域、教派、新旧、土洋以及政治纲领分歧的复杂矛盾也非其能调节;主观上由于达赖对新“司政”拿走权力心有不甘，嫌其经常说话不着调儿，甚至公开斥责其竟敢以“600万藏人的代表”自居，所以这次“权力交替”是名交实不交。尽管达赖控制局面的能力在下降，但原有权力格局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达赖集团政治权力断代危机没有消解，反而暗中激化。
在宗教方面，达赖无论如何也绕不过藏传佛教大活佛转世必须遵守“宗教仪轨、历史定制”这两座大山。履行“宗教仪轨”所要求的传统神山、神湖、神职人员及宗教场所、器具等都在西藏;履行“历史定制”所要求的批准寻访转世灵童、批准实行金瓶掣签、批准灵童坐床，权力都在中央。达赖不断宣称其转世是“纯宗教事务”，只能由其本人决定，根本无法令信众折服，这几年只好到处宣称将转世为外国人，转世为蜜蜂，转世为“淘气的金发女孩”，甚至提出“在生转世”、“停止转世”。这些除了给藏传佛教丢人现眼外，对其摆脱转世困境一点帮助也没有。
达赖集团权力交替的危机，连其最亲近的人也不隐瞒了。达赖二哥嘉乐顿珠著书回顾历史轨迹，把一切归咎于从台北、新德里到华盛顿都背叛或利用了达赖，特别是美国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挑起汉藏不和，并利用此事深化与印度的误解与混乱。达赖的弟弟丹增曲杰说得更直白：一旦尊者去世，我们就完了。
达赖集团的败象不可逆转。但败象并不等于败亡。这个集团在国际某些势力支持下，仍有在特定条件下给我们制造麻烦的能力。实现西藏长治久安的关键在于我们不对这个集团抱任何幻想，集中力量把西藏发展与稳定的事情办好。至于达赖自己，应当在所剩不多的时间内抓紧考虑一下自己出路何在的问题了。(作者是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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