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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点亮的副省长:落马节奏“提速” 任命普遍跨省

被点亮的副省长:落马节奏“提速” 任命普遍跨省
2018年01月24日 08:36 新浪综合

  原标题: 被“点亮”的副省长 

  来源:团结湖参考

  进入地方两会时间,人事任免的消息变得密集起来。一些看似零散的现象背后,其实包含着很深的内涵,颇值得解读和思考。

  首先是省政协主席这一职务出现了较大范围的跨省动向。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湖北省政协主席张昌尔调任安徽省政协党组书记,安徽省政协主席徐立全同时调任湖北省政协党组书记。这意味着,湖北、安徽这两个邻近省份,大概率会出现政协主席对调的现象。这是比较罕见的。省政协主席这个职务,传统上都由本地重量级官员当选,跨省的现象并不多见。以安徽为例,此前多任政协主席要么长期在安徽任职,要么既是安徽人又长期在安徽担任党政领导职务。如果一个纯粹的“外地人”当选了省政协主席,对本地政坛想必会有所触动。但也不必大惊小怪,以后这可能会成为“正常现象”。

  不光是政协主席,副省长也出现了比较普遍的跨省或空降现象。贵州省近日任命了三位副省长,都不是本地官员,陶长海来自重庆,蒲波来自四川,魏国楠来自内蒙古。广西自治区任命的三位副主席,同样也都不是本地人或本地官员。这样的情况还出现在云南、内蒙等多个地方。原本以本地资深官员占据多数的副省长职位,出现了频繁的异地调任,这似乎正在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与这种现象相映成趣的,是今年出现的“打虎”新动向,即副省长落马的节奏“提速”了。今年一月份还没过完,中央纪委打掉的三只老虎全都是副省长。如果加上去年底落马的辽宁副省长刘强和河北原副省长张杰辉,则意味着近期“五虎将”全都是在任或原任副省长。这个现象会是偶然的吗?很难说。

  十八大以来,在副省长位置上落马的官员,一共有三十多人。从时间分布看,2014年落马最多,大概是七个。从地域看,安徽省“拔得头筹”,共有四位副省长落马。虽然中央纪委也时不常密集打虎,但像今年1月份这样出现多名副省长被审查的,此前几乎没有过。

  在地方政坛上,副省长属于并不十分抢镜、但又握有实权的人物,而且多数都是本地宿将。梳理那些落马副省长的履历可以发现,他们大多从本地基层起步,曾经担任地级市的党政主官,或者在省属国企当过一把手,或者两种履历皆备。能够完成从正厅级到副省级这关键的一跃,而且得以身居实职岗位,要么是因为本人具备一定的资历和才干,要么拥有相对雄厚的人脉资源。他们在晋升之后,不仅分管着各自不同的领域,同时在原任职地区或部门仍然保持着相当的影响力,说话很有分量。2017年年初落马的甘肃副省长虞海燕,就是一个典型。他虽然不是甘肃人,但主要从政经历都在甘肃,先是担任酒泉钢铁的总经理和董事长,后来又调任兰州市委书记。在市委书记任上,他开始大肆培植私人势力,大搞团团伙伙,很多酒钢的亲信都被他安插在兰州市的核心部门和核心岗位上。中央纪委的通报就直指,虞海燕严重损害甘肃省特别是兰州市的政治生态。

  2016年落马的安徽副省长陈树隆,也是一个极富内涵的标本。在当地政界和民间,他都被视为很有能力的人。他的头上有两顶耀眼的光环,一是“最懂证券的副省长”、一是“安徽股神”。在进入地方任职之前,他一直是安徽金融探索的核心人物,一手打造了国元证券并担任首任董事长。在合肥副市长的任上短暂过渡之后,他踏入重镇芜湖,在那里深耕八年之久,最终晋升副省级。陈树隆落马之后,中央纪委对他的审查通报格外严厉,痛斥他毫无政治信仰、毫无道德底线,“既想当大官、又想发大财”,尤其直指他“政治上攀附、经济上贪婪、道德上败坏”。在官方通报中,“攀附”这个词用在某个人身上,往往说明政治问题很严重。如果套用古诗词的话来说,就是这个人曾经“手可摘星辰”。一方面根基深厚,另一方面有通天之术,这样的副省长拥有怎样的政治能量,也就可想而知。

  十八大以来落马的副省长,绝大多数都是树大根深的“本土政治精英”。长期在一地任职,门生故吏旧交盘根错节,由此形成了极度板结的政治土壤。这些副省长虽然可能不是省级常委,但相对于那些经常流动的领导干部,他们的势力更为雄厚而隐蔽,往往更难撼动。有人说,宁可得罪省长,也不能得罪副省长,根本的原因或许就在这里。一旦你被“铁打的营盘”视为异类,可能将再无存身之地。如此一来,地方上的政治土围子势必越来越固化并呈现层层叠叠之势。他们相互渗透又相互挤压,由此形成了地域政治的“复杂”态势。有的地方官场让人看不透,原因也多在这里。

  近年落马的多位副省长身上,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曾在省属国企长期担任一把手。比如陈树隆之于国元证券,虞海燕之于酒泉钢铁,刘强之于抚顺石化,季缃绮之于鲁商集团,李贻煌之于江西铜业。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选拔干部到党政机关任职,是过去的一个惯例,有的省属国企一把手本身就是所在地市的常委。往好里说,这些干部多数都有经济工作经验,重用他们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但如果说有什么隐患,那就是可能把一言堂作风和商品交换原则带入政坛。在这方面有所警惕和防范,丝毫也不让人感到意外。

  领导干部在一个地方一待就是十多年,这样的任用方式不正常,对领导干部修身齐家也不利。新近落马的陕西副省长冯新柱,是个很难找到劣迹的人。不仅在网上难觅非议,就连消息灵通的本地媒体也没有挖出什么名堂。看起来他唯一的“毛病”,就是在铜川任职时间过长。从副市长到市委书记,他在铜川一干就是十多年,一直都在努力实现铜川的转型,想把铜川打造成西安的“后花园”。在地方官场上,“脚踩西瓜皮”的干部很难出政绩,但对地域政治生态的影响也较小,最怕的就是这种“江流石不转”的人物,他们容易形成权威,但更容易被唯我独尊的幻觉惯出毛病。别的不说,光是逢年过节的那些贡奉,攒起来就够判个十年八年的。

  副省长被高光“点亮”,可以理解为全面从严治党正在“推向纵深”。所谓政治精英的“本土化”可能会成为一种历史话语,而地域政治的潜规则将会一步步被瓦解。那些隐蔽的,会被暴露在阳光之下。那些固化的,会被一举撬得酥软。作为领导干部,最应该放弃的就是“地盘”思路,否则就难免被“秒杀”。这是一场意味深长的洗牌,但同时,它也是对地域政治生态的深层再造。只有适应这样的政治变革,才有可能参与实现伟大梦想的历史进程。

责任编辑:霍宇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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