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科院院士汪品先：中国需要走向深海大洋

汪品先：远洋航海的个例在中国的历史中有很多，但不是主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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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以前梁启超的提问又摆到我们面前：“哥伦布之后，有无数量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数量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

　　昙花一现的航海壮举，到底留下一笔什么样的历史遗产？

　　“中国能不能在郑和下西洋600年后，再度认识海洋，拥抱海洋，称雄海洋，诚为中

国能否真正和平崛起的最大考验和关键！”这是凤凰卫视评论员石齐平先生的一个研判。

　　诚如笔者在上海展览中心“郑和航海暨国际海洋博览会”展览现场读到的一句标语——海洋是人类未来的希望。

　　然而，对于中国来说，海洋国策、海洋性格这些概念犹抱琵琶半遮面。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中国如何构筑新的海洋思维？

　　7月11日，汪品先院士在同济大学海洋楼的办公室接受《新民周刊》的专访，为我们提供一个院士对海洋国策、海洋性格等问题的观察和思考。

　　新民周刊：郑和下西洋以悲剧结局，明朝也走向闭关锁国，近600年过去，我们四周似乎还萦绕着锁国的阴影。您在2004年科协年会上作了《走向深洋大海》的报告，在您看来，郑和下西洋创举的昙花一现留给我们哪些启示？

　　汪品先：纪念郑和，我们可以讲中国曾经多么伟大，陶醉一番，给自己长志气。但是，我们在为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喜庆欢呼的同时，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一个关键问题：中国为什么会从海上的强国，衰落成为海上的败兵？

　　郑和下西洋，本来是盛极一时、彪炳千古的历史壮举，不料1424年明成祖朱棣一死，新皇帝就下令“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尽管在又一个新皇帝宣宗手里，郑和还组织了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远航，但紧接着的就是彻底的海禁，甚至连图籍档案也一概烧尽。

　　600年后回顾，下西洋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扬眉吐气的丰功伟业。然而，本质上这是从皇帝的政治需求着眼、缺乏经济考虑，因而不具有可持续性质的政府行为。

　　形成对照的是从伊比里亚半岛出发的海洋探险。就在郑和之后，葡萄牙王子“航海家亨利”派出了多次航海探险队，他们探险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与印度直接通商寻找航线，结果发现了“新大陆”。哥伦布与国王订有合同：新发现的领土归国王和王后，所得金银财宝10%归哥伦布并且免税。这就是当时中国和西方各自远航的区别：西方有强烈的经济目标，而中国却只从政治出发。中国古代的海洋文明过于突出政治，过于忽视经济，这样的海洋文明缺乏可持续性。

　　新民周刊：您强调了两种文明的不同，是不是认为中国缺乏海洋文明是郑和下西洋以悲剧结局的历史必然？

　　汪品先：确切地说，是。中国的古文明里海洋成分不够，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吃这个亏。华夏文明和西方文明从根本上看，一个就是大陆文明，一个就是海洋文明。

　　郑和下西洋的同时，老百姓的航海还是被禁止的，并没有开放。远洋航海的个例在中国的历史中有很多，但不是主流文化，冒一下很快就会被压下去，而且消失得更快。航海在华夏文明中属于出格的行为。

　　以河流流域为基础的华夏文明，是一种农业文明，只求没有异族的入侵，决无向外另求福地的意向，主张人们固着在自己的土地上，“父母在，不远游”，并没有到远方开拓的传统。

　　而古希腊不一样，海洋边上就是山，没有多大的土地，只能弄个船到别的地方找出路。这种性格上的本质差异，渗透到现代人的血液里面。

　　新民周刊：强势的大陆文明削弱了中国人的海洋文明吗？

　　汪品先：没错。你看《西游记》里的龙王宫，跟陆地上差不多，孙悟空到龙王宫照样倒茶喝酒。《八仙过海》也提到龙王宫，把龙王殿给烧了，有海洋知识的人知道海底的东西是烧不起来的。中国神话里面的海洋都是没有水的，把陆地搬到海底去了，这是因为我们神话建立在对海洋的想象基础之上。

　　纵观历史，华夏文明里海洋成分始终只是插曲和补充，难以形成主流。郑和下西洋是一次典型的跨出大陆、走向海洋的壮举，却只能昙花一现，以悲剧告终，这恰好说明中国传统对于海洋文明的容忍度。

　　重陆轻海导致了我们缺乏对海上权益的敏感，我们至今缺乏海洋国策，缺乏国家层面的海上定位，总以为说到海洋也无非是近岸，习惯性地把大洋留给别人。连中学地理教材，近年来也出现海洋部分越来越弱的偏向。

　　新民周刊：如此说来，中国要跨越“有土斯有财”到“有海斯有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汪品先：中国“有海斯有财”这个概念是很薄弱的。如果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要排在日本的前面或者日本的后面，上升到第二位或第三位的话，没有海洋资源的支撑是维持不住的。

　　中国现在的海洋产业，还是以交通和渔业为主体，而美国等国家完全不是这个模样了。海洋石油已经被大规模开采，如果说10年前，大家采的都是大陆架上的浅水石油，这几年世界大国都在攻深海油气。而中国的深海的石油业才刚刚提上日程。

　　新民周刊：不少观察家指出，目前中国正面临着新一轮“圈海运动”的挑战，这种挑战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汪品先：我们首先碰到的国家是日本。日本把出海作为国策来干。上世纪90年代，日本科学家给当时的内阁总理打报告，说深海研究美国人领头30年了，世界上是不是还可以由别的国家来起这个作用呢？答案是肯定的，这个国家就是日本。其后日本政府斥资6亿美元建造了210米长的大洋钻探船，比美国的大三四倍，准备将来打穿地壳，明确提出要在海洋科学里“起领导作用”。

　　还有一个更重大的项目是海底观测网。我一直在鼓吹，中国要及早做这件事。美国花2.5亿美元搞了一个“海王星计划”，与加拿大联合在西海岸铺设一个区域性海底观测网，从海底向下打井埋下设备，向上放锚系，再用光纤把所有的观测点连起来。今后海底的风吹草动在美国的办公室里一目了然。这套技术原来是用来监测苏联核潜艇的，现在转为民用，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这种海底的网，进一步走就是全球化。早晚全世界的大洋都给你铺满了，当然既可以民用也可以军用，那时候就要看这个网是谁建的。等人家把游戏规则都订好了再让你中国参加，就晚了，所以应当尽早动手，避免被动。我国走向深海大洋，海底观测网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新民周刊：我们注意到，韩国、日本、美国纷纷设立高级别的政府部门进行海洋国策决策，为此您提出了中国设立“海洋委员会”的设想。

　　汪品先：这件事情我们讲了很多年。陆地有那么多委员会，海洋的一个都没有。

　　2001年，美国总统请了一个退休海军上将，组织一个海洋委员会，对海洋政策进行全面评估，经过三四年的调研，提出一个“21世纪海洋蓝图”的报告，认为美国在海洋方面面临落后的威胁，急需改变政策。作为第一项措施，去年12月美国总统宣布成立部长级的海洋政策委员会，直属总统办公室。全面反思海洋政策，在美国30多年来是第一次；直属总统的海洋委员会，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的首创。

　　现在中国最需要的是要确定国家的海洋国策：我们只是就看着海岸线还是走向深海大洋，到海上去竞争？有了海洋国策，后面的事情都好做。我觉得现在是时候了。(汪品先：莫斯科大学地质系毕业，同济大学教授，海洋地质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地学部院士，1999年在南海主持实施了中国海首次大洋钻探，现担任深海“973”项目首席科学家。)撰稿／陈统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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