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教大学生徐本禹欲用品牌效应助当地脱贫致富

徐本禹的支教者角色转变成为当地“品牌效应”的背后，实际是他在为中西部山区教育寻找解困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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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本禹在贵州支教。

徐本禹为支教地学校的学生上课。

　　核心提示：8月上旬，在贵州贫困山区义务支教的华中农业大学学生徐本禹就要结束两年的支教计划，返回母校继续学业。而在两年前为支教，他却放弃了令众多学子羡慕的公费研究生的入学资格。两年来，这位24岁的小伙子在乌蒙山区腹地的农村小学，忍受着孤独和寂寞，用真诚和行动实践着一名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和神圣使命。如今在支教上，徐本禹更多地成了一个符号，他希望利用自己的“品牌效应”为当地的脱贫致富发挥作用。7月22日，《郑州晚报》独家责任记者连线徐本禹，以求探寻他这两年来的思想轨迹，以及他为中西

部山区教育带来的思考，在他的身上我们能否找到破解中西部贫困地区教育的困境。

　　徐本禹的现实生活

　　7月22日，天气预报中贵州省大方县是晴天。

　　电话中徐本禹的声音有些疲惫，他正带着一群学生进行夏令营活动。“时间不多了，这是我返校前最后一次带他们出来玩了。”徐本禹是华中农业大学2003届本科毕业生，在考上研究生后主动放弃读研，志愿到贵州贫困山区支教，引起公众的关注。

　　徐本禹很忙，电话中约了好多次，他都抽不出时间。7月11日，他与山东聊城大学文学院参加暑假社会实践义务支教的同学就支教问题进行交流；7月13日，他参加山东省委组织的山东优秀共产党员事迹报告团，并进行连续几天的巡回报告；7月19日，他又前往北京参加由《中国少年报》举办的全国小记者夏令营活动。

　　最近一年的徐本禹基本上都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在能推托活动的情况下，他都选择了与山区的孩子们待在一起。“要参加的活动太多，要来采访的记者也太多，我都抽不出时间，我要尽量和孩子们在一起。”

　　自2003年7月至现在，徐本禹已经在贵州支教两年，8月上旬，他就要回到母校继续他延迟了两年的研究生学业。值得关注的是，华中农业大学招募了本校两名支教志愿者曹建强、田庚接替徐本禹的支教工作，7月10日，他们已启程前往贵州大方县。

　　两年支教的日子

　　徐本禹之所以义无反顾地去贵州支教源于一篇报道。

　　2001年，徐本禹读大三时，很偶然地在《中国少年报》上读到了一篇关于贵州大方县猫场镇狗吊岩村为民小学的文章，在这个一贫如洗的村小学里，学生们顽强求学的精神触动了徐本禹的心灵。

　　“因为家庭贫困，自己一直被别人帮助，在读完那篇文章后，我就开始考虑为那些孩子们做点什么。”徐本禹说，最后他决定要用自己的方式帮帮这些山区的孩子。徐本禹在学校里就开始为岩洞小学募捐，号召大家和他一起利用暑假时间到贵州支教。

　　7月19日，华中农业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彭光芒告诉《郑州晚报》独家责任记者，徐本禹从2003年7月起到狗吊岩村支教，和他一同前去的还有其他7名志愿者。一年内其他志愿者都相继离开了，只有徐本禹坚持了下来。

　　据返回的志愿者们介绍，徐本禹支教的狗吊岩村极其偏僻，完全是一个信息封闭的孤岛，不通公路、不通电话，物质文化生活极度匮乏，晚上只能点油灯照明，寄一封信要跑上18公里山路……晚上，满身乱爬的跳蚤让他们几乎无法入睡，浑身被咬得都是包，吃的只有玉米面、土豆和酸汤。

　　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徐本禹一直坚持了两年。

　　“或许在贵州的两年是孤独而寂寞的，但这也是一种动力，让我用200%的精力投身于这个贫困山区的这所小学。”回顾自己的两年支教之路，徐本禹只说了这样一句话。

　　感动中国的支教之旅

　　狗吊岩感动了徐本禹，徐本禹却感动了全国。

　　徐本禹真正一举成名是在2005年2月17日，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04年年度人物评选”于当日揭晓，徐本禹入选“感动中国·2004年年度人物”。

　　而在此前，徐本禹的事迹已经在民间流传多日，打动了很多人。2004年7月11日，考察徐本禹支教情况的华中农业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彭光芒归来后，把在大方县拍的照片选出100幅，配上简要文字，以《两所乡村小学和一个支教者》为题发到了网上。

　　让彭光芒没有想到的是，照片上网后不久，存放照片的服务器就因为访问量过大而发生堵塞，跟帖的数量急剧增加，不少热心的网友更是将这篇帖子整理后发到了国内外各大论坛。

　　“仅仅10天，这篇帖子在各个网站点击总数就超过了百万，很多网友是流着眼泪读完的，他们在跟帖中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感动’。”彭光芒说，紧接着，从祖国内地到港澳台，从亚洲到欧洲，从北美到澳洲，要求捐款捐物的电子邮件非常的多。

　　彭光芒介绍，看到这个反应后，华中农大一批教师和学生放弃休假，自发组织起来办理网友的捐款事宜，学校也破例为这个名为“华农贵州支教基金”的义工小组开设了一个专用账户，由学校、媒体和专家教授共同监督管理。 一个感人的事迹是，54岁的王昌茹一直在关注徐本禹的事迹，2004年7月初她从武汉赶到了大方县，决定与徐本禹一起支教。

　　随后，中共贵州省委书记钱运录对徐本禹支教的事情作出批示。

　　央视邀请的专家评委为徐本禹写的颁奖词是这样的：如果眼泪是一种财富，徐本禹就是一个富有的人，在过去的一年里，他让我们泪流满面。从繁华的城市，他走进大山深处，用一个刚刚毕业大学生稚嫩的肩膀，扛住了倾颓的教室，扛住了贫穷和孤独，扛起了本来不属于他的责任。也许一个人力量还不能让孩子眼睛铺满阳光，爱，被期待着。徐本禹点亮了火把，刺痛了我们的眼睛。

　　从支教者到“品牌效应”

　　2004年7月，徐本禹离开原支教地狗吊岩去了大水乡支教，这个与他原来初衷相悖的举动被敏感的媒体捕捉并赋予了新的涵义：从现在来看，在支教上，徐本禹更多地成了一个符号，他希望利用自己的“品牌效应”为当地的脱贫致富发挥作用。

　　也就是说，徐本禹由原来的单纯支教者变成了当地经济发展的代言人。对于这一点，徐本禹在电话中承认了这个事实。

　　“这个想法的改变始于与大方县大水乡党委书记沈义勇的谈话。”徐本禹告诉《郑州晚报》独家责任记者，他当时并没有想换地方支教，但是2004年春天，沈义勇邀请他去作报告，在开往大水乡的车上，沈义勇和徐本禹聊了很多，希望徐本禹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以及华中农大的品牌效应，为该地区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从根本上解决该地区的基础教育问题。

　　“支教只能解决一部分人的教育问题，但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农村孩子读不起书的原因就是经济不发展。”徐本禹承认，这句话让他的思想得到了升华，在来狗吊岩之前，目标很单一，就是把孩子们教好，但现在他认为这样的想法有点狭隘，由此想到去带动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上。“解决经济落后的问题才是解决孩子们上学的根本。”

　　“在支教的过程中，我一直想为西部地区贫困儿童上学找条解决之道，但一直没有找到好的途径。”徐本禹说，2004年寒假期间，他就有了这个想法，直到大水乡领导的求贤若渴，这使他的想法变成了现实。据大水乡政府统计，截至8月29日，共有36名志愿者在大水乡支教或考察，受捐赠的小学生达188人，捐助资金13760元。而且大水乡大石村小学的修建工作马上就要开始，其中，华中农大捐赠了8万元，贵州省教育厅拨款20万元，毕节地区教育局5万元，大方县教育局3万元，总计36万元。

　　徐本禹的品牌效应和志愿者的行动得到了贵州省委、省政府的重视，徐本禹下一步计划准备整合外界资源，帮助大水乡脱贫致富。目前大水乡和华中农大已经达成协议，要在当地投资项目。

　　徐本禹背后的中西部教育

　　很显然，徐本禹的支教使贵州山区的基础教育状况再次展现在公众眼前。

　　大水乡大石小学是徐本禹支教的一个点，也成为了社会各界观察贵州基础教育的一个标本。小学的校舍是一座有几十年历史的两层木楼，上面一层摇摇欲坠，其中一间是4年级教室，另一间门口挂着牌子：危险，不要靠近。教师们的办公室得低着头才能进去，掉了一扇门的木柜上贴着早已褪色的对联。在这海拔1600米的高原，冬天和风和夏天的雨很容易穿透教室的墙壁，另一间教室用建筑工地常见的那种有红白相间条纹的塑料布搭起来，木板搭就的课桌和凳子随时可能倾覆。

　　这个情况与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发展研究部秦行音博士的调研相契合。他于2004年6月15至18日赴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进行了基础教育的调研，并由此窥视整个中西部山区教育的现状。

　　秦行音考察发现，秦安县各级各类学校430所，其中中小学427所。令他吃惊的是，全县中小学校舍建筑面积341213平方米，危房面积84551平方米，占校舍总面积的25%；全县中小学427所，219所学校存在危房，危房比例高达51%。

　　秦行音发现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秦安县经济基础差, 农村小学特别是边远山区乡村小学布点分散，教师缺乏，教学资源匮乏，外出培训机会又很有限，教师在教育思想、教学方法等方面很难与外界同行交流。

　　事实上不仅甘肃和贵州如此，中西部所有省份的山区和贫困农村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人均教育经费、生均教育经费、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和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是衡量教育经费水平的4个基本指标。国家教育部2001年的统计数字显示，人均教育经费东部地区的平均值是619元，中部是264元，西部是282元；小学生均教育经费东部平均值是2075元，中部是851元，西部是987元。差别显而易见，东部基础教育的各项教育经费指标平均是中西部的一到两倍，而教育公用经费差距最大。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有多项指标呈现“中部凹陷”现象。(郑州晚报记者 尹海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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