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籍八路军的诞生

反战同盟成员在阵地上向日军喊话。制图/叶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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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员1944年在宝塔山下留影。前排左起第二为香川孝志，后排左起第四为前田光繁。

宝塔山腰日本工农学校旧址。本报记者李艳摄

曾任日本工农学校校长的野坂参三（冈野进）在中共“七大”上讲话，右为毛泽东，左为翻译李初黎。

　　抗战期间，近500名日军战俘先后来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习，他们随后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及反战组织，36人牺牲

　　背景

　　红色延安

　　1935年，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1937年1月13日，由毛泽东、朱德率领的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自此直至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前往华北，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共度过了十三年。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在延安期间，毛泽东撰写了许多重要文章。如著名的《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这些文章完整地记录了中共在延安所走过的历程，也记录了凝聚着集体智慧的毛泽东思想的成熟过程。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等重要方针。

　　又名杉本一夫，1916年出生于日本。1938年初，成为军属满铁职员。7月29日，即被八路军俘虏。1939年1月2日自愿加入八路军。1958年杉本一夫回到日本。1995年8月18日，率“日人反战同盟成员友好访华团”抵北京访问。

　　又名梅田照文，1915年出生在日本四国德岛县。1938年1月被召集加入日本侵华日军，在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期间被俘。1941年6月，进入“日本工农学校”学习。1946年回到日本，1982年曾率团访问延安。

　　四面环山，翠绿相围，七月阳光下，延安城静卧在山间平地。城东宝塔山上，九层古塔巍然耸立。宝塔山南山腰的一排瓦房前，竖立着一尊黑色的石碑，是为纪念64年前在这里的“日本工农学校”而立。

　　“是这儿，就是这里了。”2005年7月17日，84岁的离休干部郭丰瑞端坐在位于西安的兰州军区干休所家中，手持记者从宝塔山拍回的图片，老人止不住兴奋。

　　65年前，郭丰瑞在延安敌工干校学习，校址与日本工农学校相邻。把前田光繁等“日籍八路军”与郭丰瑞联系在一起的，便是这所学校。

　　公开的参军声明

　　“既然知道中国的抗战是正确的，那么对于我来说，除了支援这个抗战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前田光繁

　　1938年盛夏的一天晚上，在河北南部一个叫双庙的小站附近，前田光繁在睡梦中被惊醒，一支枪管已插进他的嘴中。

　　“他手指虽然放在扳机上，但最后没有扣下。只是狠狠地揍了我一个耳光。”前田光繁回忆，一名八路军游击队队长突然出现在自己的床前，自己被俘虏了。

　　时任原满洲满铁子公司土建会社华北调遣员的前田光繁此时最担心的是何时被杀掉，死于何种方式。虽然不是军人，但一直以来听到的“如果被八路军抓住就要被打死”的宣传，让他觉得自己死定了。

　　“让我惊讶的是，我的伙食从来都是大米饭、炒鸡蛋、猪肉和青菜，而八路军战士的伙食不过是小米饭和蔬菜。”前田光繁一度怀疑，八路军光给他好吃的是“想让我为他们干点什么，最后再杀掉我”。

　　最终，前田光繁被送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所在地———山西武乡县王家峪村，在这里，他碰到了在前线被俘的小林武夫和冈田。在王家峪村，他们看到了河上肇的《第二贫困物语》和早川二郎的《唯物辩证法》两本书以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在一次转移的途中，前田路过一座几乎所有的房子被烧光的村子，看到了一家五口惨遭杀害的现场，“是日军干的”。这是前田光繁从未见过的景象，他开始相信日军的野蛮行为是事实。“一种被出卖的心情和愤怒情绪，以及受着实在对不起被害者这种内疚感”使得他身体“颤抖起来”。

　　而当幸存村民得知他们是日本人时，脸色立刻大变。前田“永远也忘不了那充满憎恨和仇视的目光”，在八路军指战员的拼命劝说下，民众最终把对准他们的枪口挪开。前田开始觉得，民众这样做，不无道理。“如果我自己的亲属被杀害……对待杀人犯，即使杀死他也不能解心头之恨……”

　　前田光繁说，此刻他得以体会到俘虏他的那位游击队队长的心情，“他把手枪捅进我嘴里时，心中一定燃烧着憎恨的火焰，但他克制了自己的感情”。这次特殊的经历让他们以往对中国抗战的看法得以彻底改变，并且不再想着逃跑和自杀。

　　1939年1月2日，时值隆冬，山西省东南部一个贫困山村里热闹非凡。八路军前线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和警备部队在此举行迎接1939年新年联欢会。

　　前田、小林、冈田三个日本人走上联欢会前台，在近千名战士面前发表了一则参军声明。前田光繁后来回忆，“22岁的那一天，第一个‘日本八路’诞生了。我走上了半年前想也没有想过的道路，既然知道中国的抗战是正确的，那么对于我来说，除了支援这个抗战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36名日本人牺牲

　　“共有36名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成员在抗战期间牺牲。”

　　———日本工农学校纪念碑

　　“秋山君在哪里，他好吧？”、“秋山君来了没有？”1942年，冀南一座碉堡里的日军大声询问前来喊话的反战支部盟员们。

　　随着各地日军战俘的增加，日本人反战团体在各地相继建立起来。前田光繁等人1939年11月在晋东南根据地组织的“觉醒联盟”是华北的第一个日本人反战团体。次月，鹿地亘在重庆组织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

　　在当时诸多“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的各支部盟员中有位叫作秋山良照的人名气最大。这位反战斗士多才多艺，能根据日军具体情况，及时编印、散发众多的日文宣传品。

　　秋山还抓住日兵的心理，经常与他们通信谈心。到1942年8月，秋山良照收到的日兵回信，累积起来有一尺多高。

　　当时日军中纷纷传说“八路军中有个‘秋山良照’部队”，日本方面也开始专门讨论所谓“秋山事件”。并发表公告通缉秋山良照，以连升两级和1万元作为悬赏。

　　统计显示，到1942年，就已有8个反战团体在华北各地活动。他们主要的工作方法，一是散发传单和慰问袋，二是使用电话和扩音器直接喊话。

　　当年8月，各地反战团体的代表来到延安，参加了全华北反战团体大会和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会议形成了一份《日本士兵的要求书》，目的在于促使处在日本军部残酷压迫下的士兵奋起反抗。这份要求书被印了出来，广泛散发到各地的日军中。这在日军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就连日本军部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1943年，反战团体散发的传单总数，在华北高达83万张，在华中也有20万张，“每月都会有四五种传单，有时甚至达到14种”。

　　1944年冬天，已离开延安，在晋绥军区工作的郭丰瑞再次见到了自己在延安的日本朋友加藤。加藤的日本人身份，使他的喊话很有效果，在日军阵营引起不小的“骚动”。

　　郭丰瑞说，曾经有个日本娃娃兵，带着一支枪跑到郭丰瑞他们曾经的据点吴城县李家湾村，要找“八路军里的日本人”，不巧的是，郭丰瑞他们已经转移。郭老叹了口气说：“那个娃娃兵，听说才18岁，自己跑出来的，没找到我们，又不敢回去，后来自杀在了一个山沟里。”

　　1945年5月15日，在太原敌铁甲1479特务部的翻译官池田东根、太村三郎、菊本镇田郎带着家人一共9人投诚，在郭丰瑞的回忆中，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盟员香川孝志回忆，向日军士兵喊话，要拿扩音器，到接近碉堡100米多的地方。直接对话时也会出现吵架的场景，日军会骂他们“卖国贼！”他们就会顶回去。但当碰到碉堡里有老乡时，就会一边流眼泪，一边对话。

　　日本士兵最喜欢的是慰问袋。开始他们会警惕慰问袋里的食物是不是有毒，所以开始装着一些肥皂、毛巾和日记本等日用品。后来，在反战同盟和日本士兵间，开始通过慰问袋互传信件。一次，反战同盟收到这样一封信：“别人的碉堡都给了慰问袋，我们的碉堡里却没有，请你们送过来吧。”作为答谢，日本士兵也会回送一些豆酱和海带。

　　也有一些反战同盟的成员在反战活动中丧生。香川孝志回忆，1944年5月，在山西的一座碉堡处，砂原和住野两人在离碉堡20米处喊话时，碉堡上的枪向他们射击，两人因此牺牲。

　　宝塔山腰，日本工农学校前的纪念碑显示，共有36名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成员在抗战期间牺牲。

　　“延安是我第二故乡”

　　“我被寒冷的空气和日光以及近处的群山所打动……在这里很愉快……和混沌的重庆相比，这里完全是一个理想之国。“

　　———美军观察员约翰·埃默森

　　从1940年到1945年，先后有近500名日军战俘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习，他们原本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影响，后来却有绝大部分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日本人在华的反战组织，有些还在前线斗争中牺牲。

　　前田光繁回忆，在他到达延安的前一年，日本工农学校，于1941年5月15日，由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建议而成立。野坂参三(当时化名冈野进)任日本工农学校校长，此外他还兼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对敌工作部顾问。前田光繁也于1944年成为了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并兼教员和干部。

　　“宝塔，可以说是延安的象征。它依然是昔日的风姿，威严地耸立在宝塔山顶。”日本人香川孝志在回忆录里写道，学校创办的目的是“给日本士兵以政治教育”，并设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日本问题、汉语、时事问题等课程”。

　　学校教育进程，大致分三个阶段。刚到延安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约一个月，对学员进行入学资格审查，主要了解学员是否有入学要求，是否具备入学条件。审查通过，就进行为期两个月的预科生教育课程。经过预科教育，接着实施10个月的本科生教育。

　　前田光繁是小学毕业，香川孝志是柔道学校毕业，加藤是中学毕业，对于大多是工农出身，在参军前又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工农学校学员来说，讲课内容相当深奥，但“我们决心在这种极好的学习环境中，齐心协力走上新的道路。因此，学习是十分认真和刻苦的”。

　　“延河往北转弯的南岸就是宝塔山。在接近山顶的地方，建有两百多平方米的日本工农学校教室和与它并列的食堂。学员们的住处在教室稍上处的山腰挖出的窑洞里。”65年前，郭丰瑞所在的延安敌工干校(专门培养对日工作干部的学校)校址恰与日本工农学校相邻，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郭丰瑞老人无比熟悉。

　　郭丰瑞回忆，敌工学校的学生和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一对一地建立起朋友关系，他们之间相互教授汉语和日语。正是在这个时候，他与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加藤等成为朋友。

　　郭丰瑞说，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上课没有桌凳，会给他们每个人发一块小木板，一个马扎。上课时，坐在马扎上，把木板放在两条大腿上，大家称之为“活动课桌”。上课没有教室，夏天热了，就到外面的阴凉地里；冬天冷了，就跑到外面的太阳地里；刮风下雨时就搬到大一点的窑洞里，大家称之为“气候课堂”。虽然艰苦，但大家的心情是愉悦的。

　　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在这里受到了较高的待遇。当时八路军每月都有津贴：战士一元五角，排长二元，连长三元，营团长四元，师长五元。毛泽东和朱德的津贴便是五元，工农学校学员的津贴是每月三元。他们每到礼拜天就会到街上逛逛，有的人还会喝上一杯当地产的高粱酒。当时的物价是：猪肉一斤五角，鸡一只五角，香烟一盒一角，肉丝面一大碗一角三分。

　　有时，郭丰瑞和加藤还相约一起在延安城里走走，偶尔上街改善生活。也有时候，他们一起在黄土坡上坐到太阳落山，各怀心事。郭丰瑞在想自己饱受战火的祖国，加藤也在怀念遥远的家乡和亲人。从这时起，郭丰瑞开始觉得，日军的普通士兵和中国人民一样，都是这场侵略战争的受害者。

　　1944年12月，在延安，作为美军观察组一员的埃默森认为，“促使工农学校学员思想转变的原因，有以下几条：第一，他们发现八路军不杀俘虏，不虐待俘虏；第二，遇见转到敌人方面的日本人后，心理上受到了冲击；第三，八路军的优厚待遇；第四，开始接触外面的消息，从中得到启发，看出日本可能失败，有可能出现与以前不同的政府。最后一点，工农学校的教育是促成他们转变的决定因素。”

　　1941年6月至1945年9月，香川孝志在延安呆了四年。后来他时常回想起“自己在延安蔚蓝的晴空下，与中国朋友一起唱歌时的年轻的身影”，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一直把在青年时代哺育我成长，使我树立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延安，看作是我的第二故乡。

　　四十年后，香川孝志曾随团重访延安。此行之后，香川孝志感慨地希望“肩负着日中友好使命的我国青年，尽量找机会访问延安，呼吸一下现代中国的发祥地的空气”，并表示，日本工农学校也应作为日中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

　　工农学校混入特务

　　“八路军……是一座学校，由朴实的、俭朴的、意志坚强的人们构成。”

　　———前田光繁

　　“嘉岭绿，延河清，城里城外有几个日本兵；这里跑出，那里跑进，我们好像一家人。”这首当时由延安诗人写下的诗句表现了抗战时期延安城里的和平氛围。

　　在回忆录中，香川孝志饶有兴致地谈到，工农学校的生活不光是埋头学习，日常的活动中还有麻将、扑克牌、围棋、象棋，甚至棒球。

　　棒球是自己动手做，球也是自己动手做成。当时延河河滩特别宽敞，他们把那里的小石块捡走，修了一块很宽敞的棒球场地。也有八路军战士向香川求教柔道。他们在地上垫上草，草上铺上席子做成柔道垫，没有训练衣，只有在普通衣服上扎一条带子做腰带，打扑克则通常是四个人分成两组争分。“日本人和中国人总在一起编组，玩起来十分开心。”

　　1942年2月，整风运动也刮进了工农学校。学员们开展了适合自身的整风运动。那期间，他们之间互相交谈经历，谈在日军中的思想、行动。香川孝志写道，“结果，同学之间更加亲密了。不仅如此，还发现了几个日本军部派到工农学校的特务。”

　　香川孝志回忆，有部分人在整风运动中坦白了自己特务身份，并交代了各自的任务和训练内容。其中有些人最终参加了反战同盟。另一部分人则逃跑后被抓回了学校。香川还谈到，有个人坦白自己是特务，但在酒后发泄不满，强烈要求把自己送到国民党那里去，最后他真的被送往了西安。

　　这个时期，在王家坪，八路军总司令部一带，每个周六都会举行舞会，工农学校的学员有时也会参加。美国《时代》周刊记者怀特后来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在“1944年的延安，共产党军队的领导人随着《扬基歌》和《佐治亚进行曲》舞曲跳着舞……在1944年的这个中国，大鼓咚咚咚地敲着，穿着厚厚棉衣的男女戴着帽子在水泥地板上跳着。”

　　当年冬天，工农学校的学员构思并创作了反战剧《岛田上等兵》。剧本大意是，日本士兵向他们的上司———中队长提出了正当的要求，可是并没有得到答应。于是，士兵们打死了中队长，投靠了八路军。

　　第一天的公演就受到毛泽东主席的积极评价，“内容很丰富，演技也很好”。香川孝志回忆，“这个情节是从华北的日军里发生的事情得到的启发，全剧从士兵是穿着军服的日本劳动人民的指导思想出发，着力刻画了下级士兵在日军等级制度下，怎样遭受着残酷的压迫。”

　　话剧的艺术指导和舞台设计由“鲁艺”的人帮助完成，话剧上演后得到了很好的反响，原本上演三天的剧目，后来累计公演了一个月。

　　日本学员战后返日

　　“过去我们欢迎你们，正像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今天也将诸位作为好朋友来欢送。将来我们也仍然是好朋友。”

　　———叶剑英

　　1945年8月15日，广播内传来了日本裕仁天皇的声音，他宣布日本方面无条件投降。随后的9月2日，东京湾，美军舰“密苏里”号上，麦克阿瑟以盟国最高司令官的身份签字，接受日本投降。

　　15天后的王家坪八路军礼堂，一场欢送日本工农学校学员的大会在此举行。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在大会上说：“过去我们欢迎你们，正像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今天也将诸位作为好朋友来欢送。将来我们也仍然是好朋友。”

　　在这次大会上，日本工农学校、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和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宣读了他们写给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联名致敬信，其中写道：“……我们报答您们好意的方法，惟一的便是记取您们的教诲……在前线则教育新来的日本兄弟，回日本后，则克服一切困难，为建立民主的日本而努力奋斗。这是当我们离开延安时，对您们的立誓。“

　　从这年9月中旬开始，除50多位体弱多病的学员外，200多名日本学员开始徒步离开延安。在历经各种风险，转道中国东北及朝鲜后，他们在1946年2月回到日本。前田光繁在此之列。

　　香川孝志因为另有事务前往长春，曾在莫斯科逗留，随后返回沈阳，从朝鲜釜山上船，在博多港上岸回到了“战败的祖国”。这是1946年1月12日，距他当年从香川港离开日本前往中国，已经过去了八年。

　　香川孝志一直认为，他在前往延安之前在山西麻田镇读到的《论持久战》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预言”。他在回忆录中一再提及，这篇在日本侵略战争爆发第二年毛泽东在延安撰写的文章的内容：“中日战争将改造中日两国；只要中国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就一定能把旧日本化为新日本，把旧中国化为新中国，中日两国的人和物都将在这次战争中和战争后得到改造。”

　　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前夕，郭丰瑞随第八军分区独立第二旅开进太原城，又一次见到了加藤。郭丰瑞说，“当时加藤告诉我，他已经参加了日本共产党在华支部，回国就是正式的日本共产党员了。他也急切地等待着回国。”

　　“也不知道，加藤现在过得怎么样了。”老人告诉记者，他对加藤一直念念不忘。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加藤。

　　本文部分细节参考《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纪实：八路军中的日本兵》(香川孝志 前田光繁 著 张惠才 韩凤琴 译)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李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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