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史上的民族日报：12名地下党员喋血报台

民族日报原电讯室主任、长江日报高级编辑朱万年接受记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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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日报研究人员、临安市《新闻志》主编陆全根（右）向记者介绍民族日报

民族日报三周年时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的题词

民族日报

　　你可曾知道，有这样一家报纸，经费由国民党政府拨款，但其社长、总编、副总编、部室主任却由中共地下党的党员来任职。

　　你可曾知道，一个以树干为柱，树皮为瓦，以泥涂壁，糊纸成窗的报社办公环境，从领导到编辑记者一律只拿20几元的生活费，竟办出了与新华日报、救亡日报齐名的第三大报纸。

　　你可曾知道，一批来自天南海北的热血青年，为了抗日寇、救国难，与狼共舞，披坚执锐：30名地下党员中就被日寇和国民党汉奸枪杀活埋了12名。从这里不仅走出了张爱萍将军、国家计委原副主任骆耕漠、解放日报总编辑王维等一批著名军事将领、经济学家和新闻名人；叶挺、郭沫若、冯雪峰等一批名流还在这里留下了深深的脚印。

　　这就是《民族日报》！

　　2005年4月的一个下午，记者来到浙江省临安市於潜镇、天目山脚下鹤村的民族日报旧址。拂去60年历史的尘埃：从发黄的纸片上，从锈迹斑斑的手摇印刷机中，从一个个栩栩如生的立体雕塑里——

　　去追寻那峥嵘的岁月，去翻开办报造“纸弹”、抗日救国难的悲壮故事，去聆听那战斗的号角。

　　民族日报是一份由中共地下党和著名文化人主办、以宣传抗日为主要宗旨的国民党浙西行署机关报，在中共党史和中国新闻史上占据重要一页。

　　1938年，国民党桂系将领黄绍竑二度主政浙江。受八路军影响，他政治上主张抗日，很想有所作为。黄在赴任之后，不仅动员了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参加省、县政工队及文化宣传抗日机构；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他还参考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精神，制订颁布 “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

　　令黄绍竑不曾想到的是，当他将这个纲领交到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机关报《东南日报》刊登时，竟被拒之门外，使得这位堂堂的浙江省主席、国民党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面上无光。黄深深意识到，要想立足，必须要有自己的舆论工具。而当时打入黄绍竑第三游击队司令部担任政训室主任的王闻识、副主任张爱萍将军立即向中共浙江地下党作了汇报，中共党组织指示王、张要力促黄办报事成。在黄的支持下，报纸筹备如期进行。因王闻识与黄是同乡，于是被点将为报社社长。

　　1939年1月5日，一张本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政治立场、报头由孙中山遗墨中四个字组成的民族日报诞生了。

　　民族日报一开始就坚持宣传抗日、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鲜明政治立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教育群众、组织群众与形形色色的投降派、分裂派、顽固派作斗争；对日本侵略者的凶狠残暴、汉奸走狗的贪婪无耻、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以及“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不断进行批露，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发行量由5000多份发展到1万余份。报纸向西发行到皖南、向东发行到苏北沦陷区，杭嘉湖一带沦陷区都能看到民族日报，甚至影响到上海，使游击区和沦陷区的人民不断听到党的声音。

　　今年86岁的民族日报原总编辑助理、曾因倡导新道德、新风尚而受到毛泽东主席表扬的解放日报总编辑王维谈及民族日报时，如数家珍：

　　“抗战时期民族日报不仅在浙西，在国民党统治区及大后方都是一家很有影响的报纸。当时在浙江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热血青年最敬仰的是新华日报、最喜爱的是救亡日报，这两家报纸由于远在重庆、桂林，受到国民党当局封锁和控制，发行困难，浙西前线的人们很难看到。而民族日报就办在浙西，她政治倾向进步，1940年的期发行量曾经超过1万份。以现在眼光看，1万份不算多，但限于当时的战争环境和物质条件，1万份已经是很多了。”

　　“1940年3月，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反汪肃奸大会上提出，我们既要坚决斥责那些公开的汪精卫，还要肃清潜藏在我们抗日阵营里的汉奸。民族日报积极发表杂文加以响应，说不但要反汪精卫，还要肃清张精卫、李精卫，并在报纸上辟出“浙西军民一致起来反汪肃奸”的通栏标题，连续发表评论、刊登报道。作为一张国民党的报纸，能配合共产党的政治主张，配合当时的重大斗争是很不容易的。”

　　“不容易还表现在民族日报的记者经常出入在‘阴阳界’上。” 85岁的民族日报原电讯室主任、长江日报高级编辑朱万年老人在他的住所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朱老介绍：当时记者人数不多，不仅要出入敌后采访，还要帮助发行报纸，他们一无车、二无船，靠的全是两条腿，夜晚常常在老百姓家投宿，却写出了一批不朽之作。无论是社长王闻识只身千里，赴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总部独家采访项英军长关于抗日形势精辟分析的访谈录，还是记者宋子亢作为浙江省唯一采访周恩来副主席视察抗日前线所拍摄的历史真照，都深深留在人民的记忆里。我们现在看到的周恩来一身戎装、英姿焕发的照片，就是宋子亢当年用德国产 “禄来福来”相机拍的，虽有些发黄，但显得弥足珍贵。

　　民族日报第二任总编辑乐培文怎么也忘不了“电讯收发报权”这场保卫战。他曾撰文回忆这样的一幕：当时报社每天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稿，都要经过电讯室主任朱万年及部分报务员的甄别选择后才发到编辑部的。凡是攻击共产党、歪曲八路军、诬蔑新四军、不利团结抗战的电讯稿，一律扣压不发。起先几个反动编辑没有注意，后来发现浙西日报连连刊登这类电讯，并且有时出现在头版的显著位置上。这时报社的几个反动编辑哗然起哄，甚至责问朱万年：为何扣压中央电讯？朱巧妙作答：“电讯室设备较差，收报机质量不好，讯号微弱，电码不清，编辑误抄在所难免。再说电讯室虽属于编辑部，但有独立处理收发电讯之权。报纸不刊登不利于团结抗战的新闻稿，这是民族日报的办报方针！”朱的据理力争使国民党顽固派十分恼火。谁知这件事被国民党顽固派安插进来的副社长知道了，他便大做文章，向上告密说报社还有共产党分子，电讯室这帮人行动可疑。，眼看朱的共产党员身份可能被暴露，报社地下党组织决定让朱立即离开报社，朱才幸免于难。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各地报纸刊登大量诬蔑新四军的新闻报道，而惟独民族日报坚决拒登。可就是民族日报这些有声有色的斗争引起日寇和汉奸的恐慌，国民党顽固派恼怒不已，经常派出特务一次次的到报社印刷厂捣乱，一些评论和报道不断地在大样上被抽掉，致使次日版面屡屡出现“天窗”。甚至还唆使汪伪组织出版了一份假民族日报，企图鱼目混珠。但孤岛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连马路边的报童也能识别真假，拒绝推销伪报。

　　民族日报以它鲜明的抗战立场备受国内外关注。

　　在民族日报创刊两个多月的193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由皖南转道天目山访晤黄绍竑时，周恩来看了当天出版的民族日报，心里十分高兴，亲自接见民族日报的社长、总编。在第二天应邀出席的浙西一中开学典礼上发表了抗日形势演讲。在演讲中周恩来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所表现的民族意识与战斗精神、明末戚继光将军抗击倭寇的英勇壮举，勉励大家团结抗日，把倭寇从我们的国土上赶出去。民族日报的社长、编辑、记者同行聆听了周副主席的报告后受到莫大鼓舞，更加坚定了宣传抗日救国的信心。

　　1942年1月9日，美国合众国际社经理马广和记者李嗣百、墨特加一行3人到民族日报考察、访问，与编辑记者座谈，把民族日报制造“纸弹”的消息传到国外，对全国抗战震动很大。

　　神圣的抗战使中国在废墟中得到了新生。同样，独立的自主的民族新文化也在漫天烽火中永生。民族日报曾因为一篇《日本军佐乡下被俘》的木刻配新闻而“引机下弹”，遭受了侵华日机的狂轰滥炸，天目山千年古林一片火海，民族日报化为灰烬。报社先后两次被国民党投降势力改组，8次迁徒社址，历经了说不尽的磨难。

　　民族日报之路是新闻先驱艰苦奋斗、锻炼成长之路。在抗日的洪流中，一支拥有50多人的民族日报新闻队伍，从社长、正、副总编到工人，职务不分尊卑，薪俸平等，每人每月拿25元钱的生活费。他们睡的是地板，吃的是粗粮，物质生活艰苦，工作条件也十分简陋，都不足难倒这批年轻的新闻战士。他们以旺盛的抗日斗志和豁达乐观的革命精神，胜利完成每天的采访、编辑、排版、印刷和发行任务。编辑部设在乡下一个四面透风的祠堂里，每到寒冬腊月，朔风凛冽，夜班编辑虽用两盆炭火却无济于事，只能供烤笔之用，“寒夜烤笔”成为当时报人生活中的韵事。

　　民族日报之路是新闻记者抗日救国、敢于牺牲之路。报社有30多名党员，他们为了抗日救国，坚持真理，遭受到反动势力的各种摧残。19名中共地下党员和新闻工作者被绑架、囚禁在天目山青楼牢房、人间地狱的江西上饶集中营、福建建阳集中营，12名地下党员被侵华日寇、国民党汉奸特务枪杀活埋，喋血报台。

　　民族日报是新闻工作者在中国新闻史上写下的一部惊心动魄的史诗。当时中国共产党还处于隐蔽斗争阶段，报纸的经济命脉又被国民党政府所控制，而且社址地处僻壤，交通不便，物资匮乏，日常采访、纸张油墨购进和发行报纸都要通过敌伪封锁线；在人员结构上，虽以地下党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爱国知识分子为主，然而汉奸特务也混杂其间，在如此艰苦、如此复杂、如此残酷的环境中，新闻工作者经受了“血与火”的战斗洗礼。记者手中的笔，始终关注着前线将士和沦陷区人民，凝聚着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是一种推不垮、打不倒的精神力量，如同穿越时空的号角。

　　民族日报从创刊到休刊前后不过7年时间。但无论在当时，现在，还是将来，民族日报对于新闻记者成长、奋斗、进步的启迪；对于新闻记者信念的树立、意志的陶冶，意义非凡。她不仅以无可比拟的艰苦作风、牺牲精神和崇高境界而产生震撼；而且以有理有节、有勇有谋的宣传策略及生动活泼的报道内容，通俗易懂的文字为抗日前线将士源源不断输送“纸弹”，为沦陷区提供精神食粮而倍受后人敬仰；更以“说真话、摆事实、讲道理、为民喉舌”的办报方针成为历史的永恒。随着岁月的流逝，她将会越来越真切，越来越深刻，越来越不能遗忘。(记者 黄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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