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精神劳动者崔卫平(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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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05日11:07 南方人物周刊 | |||||||||
  崔卫平 “精神劳动者”崔卫平 崔卫平 江苏盐城人，1984年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文艺学硕士，现为北京电影学院基础部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有：政治论文、文学理论和批评、当代东欧思想文化。著有《积极人生》
如果我们从自己的生活开始，从自己身上铲除种种极权主义的种子和阴影，为了下一步来临的生活将自己首先调节好准备好，这样的举动当然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 -本刊记者 刘天时 8月21日，崔卫平在“世纪沙龙”上发了一篇名为《给法律提供援助——公共表述的自由与责任》的帖子。此文除了表达对新近热点事件的继续关注，亦是对自己和同道们的“关注”行为本身的解释、确认、坚定和自勉。 按照崔本人的说法：网络讨论本身，就是一次“小型公共空间的演习”：第一，通过对这件事情的表述，明辨、加固及深化我们社会生活那些必不可少的价值理念，维护和培育我们的共同价值，比如免于被强制的自由、保护私人空间及反对告密、程序的透明与公正等等；第二，公共表述的另外一个重要职能，是让更多的意见浮现出来，培育和发展不同看法即差异，将公共平台做大，让公共生活更加具有包容性，扩大我们头脑和思想的边界，使得我们的理性更加健全，思路更加开阔和富有弹性。 我们所知道的崔卫平，她关于“生活在真实之中”的“自由言说”，不是偶一为之的，而是一以贯之的活跃——报纸专栏、演讲、翻译、写作，反应迅速、切中现实。而这位教授的文学背景、女性身份，又为她言之凿凿的理性形象增添了几分情义切切的风度。 从哈维尔开始 早年活跃在先锋诗歌小圈子里的崔卫平，近年来，她的名字与“公共”联系起来，很大的原因是：她是捷克前总统哈维尔以及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作品在中国大陆的最早的翻译者和引介人。而这个在知识分子圈子里流传甚广反响热烈的《哈维尔文集》，对崔本人，亦开启了一个新的航道——她批评的笔触开始由彼及此，更多地涉及正在我们呼吸之中的，政治思想、公共事件和日常生活。 转折是在1993年。1993年之前崔卫平的精神生活里没有“哈维尔”这个名字。 “我不好意思说，我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个人，我周围的朋友都没有向我特别谈起他，或者谈到过但完全没有进入我的耳朵。从中也可以看出我的确不关心政治——这不是什么优点。对于东欧或这个世界的其他什么地方所发生的事情，事实上我们无力关怀。” “完全偶然的”，从朋友扔在自己家中的旧书堆里，崔卫平翻开这样一本书—— “写书的这个人说，虽然他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甚至他‘把自己看作一个社会主义者’，但他不喜欢一种意识形态，对他来说，这个世界比这种意识形态所表达的要‘复杂和神秘一千倍’。他所用的‘神秘’这个词吸引了我。接着我又随意翻开另外一页。那上面写道：‘因为我信仰。信仰什么？很难说，信仰生活，也许。’他就是这样表达的。犹犹豫豫，但又是一种肯定的表达。我深感惊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把我本人对生活的感受表达得这么清晰？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 就这样，一位荒诞派剧作家出身的外国的革命的总统的书，开始浸入并澎湃起文艺学者崔卫平的头脑和心脏。 1994年，崔卫平趁肺结核在家休假的时间，开始了翻译哈维尔这样一个“出于个人兴趣的”、“为朋友义务的”、“节外生枝”的工作。 “记得翻译1975年他给当时的捷克总统胡萨克的长信时，我是在阳台上搁一个小桌子工作——我的病需要晒太阳，一面忍受着难以喘息的肺部，一面头脑却在大口大口地深呼吸，得到充分的吸氧。” 对敏感的知识女性崔卫平，这“精神的氧气”——哈维尔“对实际生活既有深度又有覆盖面的批评”，切中肯綮，直指“精神的麻痹、心灵的麻木、生活的荒芜”。 譬如：正常稳定基本的生活背后，是正在忍受着的它随时可能失去的威胁，得不到保障和恐惧是人们许多反常行为深藏的动机；为了基本生存而挣扎的生活让人们变得越来越内向，只关心自己的住宅装修及选择哪一种牌子的电冰箱或洗衣机，生活被降低到“蔬菜和生物学的水平”之上，利益驱动是人们行为惟一可以解释的理由——“我们公开地被贿赂”，在“阻力最小的方向上释放自己的能量”，而不去并且不可能意识到他在精神上、道德上、人的个性发展及尊严上被侵犯的程度…… 而最让崔卫平心仪的，还是哈维尔的“平衡”。以没有学术气的注释和引文的大散文体，细节完整地呈现捷克的社会生活。理性与感性和谐，局内的深切与局外的清醒同在。“他首先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又是一个行动者。是英雄，也是歌颂英雄的诗人。描述这个世界，并参与其中、提供生长点。” 哈维尔于中国知识界，提供了一个变革方向的参照系，亦有精神力量的感召——这个“意义”，重要、美好、绝不轻松。对引介和转述者崔卫平本人，也是如此，她开始了从艺术到政治、从自我到公共、从女性到世界的更现实的关注和“忠直”的发言。 她们的捍卫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 读她的文章听她说话，我们会注意到崔卫平所思所想的另一条隐约的线索。在这条线索里，与我们最经常照面的有这样一些可爱女性的名字：汉娜·阿伦特，犹太裔哲学家，为老师情人海德格尔抛弃、独立发奋、以德报怨、在二战前后为犹太人的苦难和正义奔走呼告；林昭，中国右派、狱中血书写诗抗议、被枪毙、家人被收取5分钱的子弹费；贞德，法国女英雄，家国危难、沙场激战，被叛军出卖、被宗教法庭烧死。 这些女性，崔卫平叙说里强调和赞许的她们，都：美、真、爱、烈，冲破了幽闭的“小我”，走在明媚自由的“大我”的光荣的荆棘路上。 在最近一次与女儿的对话里，崔卫平更是对“女英雄”、“圣女”的本质和价值，娓娓道来——“她们的共同特点在于她们是用头脑来面对现实，是自己独立地、不人云亦云地进行思考。在人们众口一词，不由分说的时候，她们能够坚持一个自己看到的真理，而且把这种真理和自己的血肉生活结合在一起，最后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真理并不总是需要以走上绞刑架的惨烈方式来坚持，崔卫平一再说起的“女英雄”可以不是贞德不是张志新，她们的捍卫“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她们只是“恰当的她们自己”。 “良知不是只有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或者有关国家、历史的问题上才能体现出来，它化解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所有细节上。良知实际上是一种自我视察，是由自己来审定自己。有时候甚至不是道德上的是非，而仅仅只是分寸问题。一句话是不是说得太夸张了？一个神情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良知是使一个人获得自己不大不小的尺度：他不比自己多，不比自己少；不比别人多，不比别人少，恰如其分地正好就是自己。无论是鄙薄别人、蔑视别人还是自轻自贱，都是失去分寸，都是在有意无意地涂改着事情的原样。” 坚持但并不盲目，高调的受难并不意味着无法应付日常生活的蹩脚，崔卫平诠释的女英雄们绝不突兀，她们不但很有“分寸感”，而且比谁都“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比如人们都说林昭说话的声音很好听，她是个很有美感的人，她穿衣服很好看，她在日常生活中就是一个知道尺度的人，而不是‘荒原中的英雄’。再比如朋友们都说她有情有义，并且不止一个男人对她产生爱意，说明她也是很自爱的一个人。只有一个自爱的人才能去爱真理。在做那些常人不能做的事情之前，她的个人生活是比较结实的，较少漏洞的，她对自己始终有一个较高的评价，而不是只在重大事情上才交出自己的良心。如果我们说她心气傲，那是因为她谨慎而完美地完成了日常生活中的所有事情。” 我更愿意称自己是 “精神劳动者” 作为女知识分子的崔卫平，当她偶然离开书桌，从“谨慎而完美的日常生活”中转身——满目疮痍，亦是无可回避的良知的召唤。 “1997年9月我因一点小事住医院4天，8个人的房间里，6个人皆为普通工人或一度是普通工人。我听她们每一个人的故事，我为她们的生活状况感到十分震惊。下岗、待业、缺少职业培训、较低的工资、疾病以及家庭其他成员的疾病或死亡……她们当中的每一位开完刀回来，我就用床单捂着头脸偷偷地哭，听见她们的呻吟使我泪流满面……我本来是属于她们之中的一员，当然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她们的疼痛和不幸，我知道我自己无疑是站在她们一边的。如果有可能，或者我自己更应该创造机会，去帮助她们，替她们呐喊或做一些实际的事情。” “呐喊或者做一些实际的事情”——冷静下来的崔卫平重新回到书桌前，她当然知道她的本分更在于“讲述现实”——“对现实有现象之下现象之间的结构性把握，然后讲述这个结构。我甚至把山鲁佐德(《一千零一夜》的讲述者)当作我的楷模。思想者，首先是一个叙事者。” 而即便是这一“担当”，崔卫平也相当“有分寸”，警惕“高高在上”的救世主幻觉—— “与‘知识分子’相比，我更愿意称自己是‘精神劳动者’——不过是社会分工不同”；“我很自豪的是，我是一个整劳力”；“我是一个实务主义者——你见到油瓶子倒了总要扶吧”…… “自我定位”如此地“低姿态”；长于“锐利的政治社会评论”的崔卫平，在所谓的政治社会理想方面，其实也并不激越。 它是个人的。“把任何将从个人彻底无力和屈辱状态中解放出来、不再自欺欺人、不以自己的混乱去增添环境中的混乱的行为都看作政治性的。马尔库塞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自己才能解放全人类’，即只有打碎自身的精神枷锁才能将世界或周围的环境改变一点点。哈维尔说‘生活并不在历史之外，历史也不是在生活之外’。如果我们从自己的生活开始，从自己身上铲除种种极权主义的种子和阴影，为了下一步来临的生活将自己首先调节好准备好，这样的举动当然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尽管这和传统的‘政治’相差十万八千里。” 它是业余的、女性的。“很可能作为一名女性，作为几千年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的人，一名从来没有在政治操作的层面上考虑问题的其他某个领域的专家，由于不受传统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框架的限制，对今天的政治可能有着更好的直觉和认识。关于下个世纪的政治，我真的想说，它将带有更多的‘妇女儿童’的色彩，更多的是保护性的：保护资源、保护环境、保护生命、保护所有受不公正待遇和判决的人、保护不受保护者，保护人类的文明传统和民族的文化传统、保护野生动物、保护这个地球，等等。” 要多少好东西 才能造就一个人？ 回顾“精神成长历程”，崔卫平的记述不多时代的酸楚或荒谬的烙印，多是一个敏感个人的自然自主自由。 懵懂童年。“‘文革’的影响”，让崔卫平对“大街上的事”、外部世界，开始感兴趣。1968年父母下放，与长一岁的哥哥独立生活一年，上学、买菜、做饭、洗衣、生火炉、挖防空洞、庆“九大”……，“自豪，感到世界不是疏异的，是可以把握的。”1969年随父母到农村，“大自然的丰富神奇开启了我的感受，周围普通人的聪明让我有了持平的视角——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生活的智者。” 求知若渴的少女。还是与哥哥一起，读马列、黑格尔、鲁迅、托尔斯泰，没有生活忧虑的少女，天寒地冻也要讲哲学，彻夜不眠也要谈真理。还有美，“舞会上的安娜”、“旋转的天鹅绒黑礼服”…… 然后是高中、大学、研究生，读书、陷入混沌，再读书、再陷入混沌……自称一直是“灰色人物”的崔卫平，上世纪80年代的精神收获主要是西方现代派文学。艾略特、叶芝、庞德、卡夫卡、加缪……一方面这些名字变得耳熟能详，另一方面，崔卫平注意到战后思想中复杂的视角，“爱与正义的问题、人性恶问题开始有了讨论。” 接下来，“最关键的一年”，1988年。“1988年在我个人的阅读史上是浓重的一笔。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对于我是一个换血的过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中提出的问题是：一个人不论掌握了怎样的时代最强音，他都没有一点比他的其他人类同胞优越的理由，他不应违背最基本的人类良知；比较起种种不同的救世方案、高谈阔论，俄罗斯大地上的积雪、那些泥泞的道路，风雪的夜晚死在街头的人们更为值得关注。” 第一次，“真正把读的东西和我们的文化传统联系起来”；第一次开始怀疑“为了革命理想不惜弄脏自己的手”；第一次，从一个世纪前的一本小说里找到了“反思当下境遇的角度”。 这一年，崔卫平32岁，已经当了妈妈。这一年，崔卫平感觉到自己的思想终于着陆，开始了新的生长点。 这之后是哈维尔，还有阿伦特。读阿伦特时，崔卫平正值个人生活危机之中——她与第一任丈夫的婚姻瓦解，阿伦特不但提供了“克服虚无主义、超出个人视野，重新回到‘世界’中去、站在公共生活中去”的榜样，而且，这位女斗士关于“政治之前”的思考也似乎增添了崔对“业余的”、也是“本源的”政治的兴趣。 再然后，就是如今：婚姻生活有了幸福的新开始，事业声望日渐稳健开阔。她，崔卫平，“哪里还有怨言”？——“争取自由是莫大的自由，再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了。紧张、焦虑、眼见着转机又消失、再出现……一个有世界意识的人，当然要有历史感。我们的前辈，比如顾准、林昭，他们的受难给我们打开了空间，他们的牺牲给争取自由的人提供了起点。在他们的道路上继续前进……我无比充实。” 1978，和哥哥在一起。哥哥是她青少年时期谈话最多的人 1995，和女儿在大草原上 图/受访者提供 相关专题：南方人物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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