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大家》：著名外科专家吴蔚然(组图)

吴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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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蔚然与邓小平

　　央视《大家》栏目播出节目“著名外科专家吴蔚然”，以下是节目内容：

　　开场白：

　　在周恩来总理最后的日子里，有一对兄弟陪伴在他的病床前。哥哥是吴阶平，他曾经作为嘉宾来到我们《大家》的演播室。而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弟弟——我国著名外科专

家吴蔚然。

　　解说：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一天，正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的吴蔚然接到一项任务，去中南海为毛泽东主席会诊。事实上，这次会诊的真正目的是让吴蔚然劝说主席做一个小手术。

　　主持人：我听说您曾经劝过毛主席做手术？

　　吴蔚然：那是个别时候。

　　主持人：当时是怎么劝他的？

　　吴蔚然：我跟毛主席看病的时候不多，因为他是内科病，他没有外科病。那是哪年我忘了，反正文化大革命当中，让我去看他。他长了个大……，夏天，长了个——我们叫它有点像脓肿也好，痈也好，反正疼的要命，可是一看化脓了。

　　主持人：实际毛主席对医生不是特别的信任，他特别有自信。

　　吴蔚然：毛主席看着我，也不说话，后来我看了，我就说：主席呀，你这问题“表面化”了，该解决了。我也没说它脓不脓，我也不说挑不挑，割不割，我说这个问题很“表面化”了，应该解决了，他说吴蔚然。你这大夫会说话，那就办吧。那就打麻药把脓放出来，脓一放出来他就不疼了，就好了。

　　主持人：您操作的吗？

　　吴蔚然：我操作的，那当时就做了，那你要跟他反反复复地说，这有点化脓， 这已经脓肿了，还没破，又发炎了，打针也没用，已经有脓了，打点麻药挑开了。我就简单说，因为毛主席说话，问题简简单单的。后来我也看过他，我看得不多，因为他没有外科的，我就不太看。

　　主持人：您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是灵机一动说出来的，还是深思熟虑之后呢？

　　吴蔚然：我没太多考虑, 因为我没感觉害怕。那时候觉得见到毛主席都哆哆嗦嗦。

　　主持人：您是第一次见毛主席吗？

　　吴蔚然：我第一次，我以前没有亲自跟他当面说话，就直接面对面地，没有面对面说过话。当然在天安门城楼，或者某些时候见过。没有亲自跟他说过话，

　　主持人：所以 ，一般人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时候会紧张？

　　吴蔚然：那时候文化大革命，见到毛主席谁都哆嗦。我倒没觉得，我对干部，即使领导干部，我觉得我还拿他当病人，我是尊重他。

　　主持人：您的眼里只有这个疾病？

　　吴蔚然：我觉得就是病人，医生就是看病的。你相信我，我就治，你说不相信我，那就换个人吧，反正我也不能要求非让我治。

　　解说： 1920年10月，吴蔚然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经商的父亲曾希望自己的子女从政，然而吴蔚然似乎天生并不适合这样的期望。于是父亲给了他三种职业选择：律师、建筑师、医生。因为在他父亲看来，这三种职业可以保证子女将来一生衣食无忧。

　　吴蔚然：我父亲说的这个呢，正好我大姐夫，我大哥就到了协和

　　解说：1941年秋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吴蔚然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1946年毕业，获医学博士。1948年进入北京协和医院，从此成为一名职业医生。

　　主持人：但您学了这个以后呢？

　　吴蔚然：学了以后呢，我越学觉得越感兴趣，一方面感兴趣是什么：接触的人，那时候很尊敬你，做医生， 病人很尊敬你，很敬重你。二一个呢，你觉得给病人解决了一个痛苦，不光解决了他的痛苦，解决了他周围甚至家庭的痛苦，你也感觉到很快乐，很高兴。

　　解说:1974年，吴蔚然调入北京医院。这是吴蔚然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工作变动，他恋恋不舍的离开了自己曾经学习和工作过的协和医院。从此走近伟人，亲身感受了他们的领袖魅力。从1955年吴蔚然跟随周恩来参加万隆会议开始，到1976年周总理去世，很长时间，他一直工作在周总理的身边，尽管那时他并不是周总理的专职保健医生。

　　主持人：您可能接触比较多的，应该是和周总理接触比较多吧？

　　吴蔚然：周总理接触多，开始接触是在万隆会议以后，从1973年，他开始得了癌，那就经常接触，一直到1976年1月8日过世。这接触年头比较多，总理有他的你没法说的那些优点，但是他也有他的不足。

　　主持人：您都跟我们讲一讲，他的优点，他的不足都是什么。

　　吴蔚然：那他优点太多了，总理头一个，他那风度，就让人服他。你不管谁，中国人、外国人。虽然衣服上也不是什么讲究，它总是一般料子，他比一般老干部，也是一般料子，穿就不同，他总是烫得整整齐齐，刷得干干净净。这风度上 ，你比不了他的。而他对人的关心，为什么那些，咱们现在看到，秦怡、黄宗英、 张瑞芳，那些一大堆电影人围着他？他实在关心这些人的工作生活。他自己、他对人，要求也是很严格。有时候，可是你也摸不透他的心理，我虽然也尽量捉摸心理做事，有时候摸不透。有一次他手指头不好了，给他弄了弄， 我给他包扎 ，用纱布。我想尽量包扎得秀气一点，小一点，省得难看。那他是右手包扎，他说：你这吴蔚然 ，你怎么包这么小啊！那他们握手知道我有病啊。那握得我死疼，你包得大大的。他从那头说，他让人看到他不好，那你就摸不透他的心理。

　　主持人：您跟他在一起的时候，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吴蔚然：总理原则性很强，就说公私分明，原则性很强，克己奉公。譬如总理他是南开的，我也是南开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请几个南开的老同学，一个姓李的，我记得 ，有一个， 请大家呢，去西华厅吃饭。他买半只烤鸭，他说我尽在外头吃，有烤鸭吃，你们半个，我不吃你们就够了。当然他自己花钱。他到杭州，尼克松最后离开，总理送他到机场。回来路上，过十二点了，突然走过西湖那楼外楼。西湖楼外楼不是吃糖醋鱼有名嘛？总理很会吃， 总理是个

　　主持人：下午啊 ？

　　吴蔚然：下午一点多， 送走了飞机。那当然 ，人家一看总理来了，没说的。完了他完全自费，没有公家掏。他说今天我请你们吃，他确实，不是说的。他真是廉洁奉公，一点都不沾公家的好处。

　　主持人：您在总理身边，应该说呆的时间很长，陪他的时间很长。

　　吴蔚然：真正呆的时间，也就是1973年到过世，其他都是出差，临时的。出差就去，不出差、他不病，我在医院工作。他在家里，他事挺多的。总理除了他这种党性原则以外，责任心以外，细心关心人也是他的，别人比不了的。但缺点也像孔明那样，太多的事了。

　　主持人：你刚才所说他的缺点，就是这种事无巨细都要去管？

　　吴蔚然：也不见得事无巨细，就是有些事情可以放一放的，可是有时候他细吧，他还真找出问题来，你们都赶不上。文化大革命时候， 五一、 十一，或者多半就五一、 十一，上天安门 ，有个谁上天安门了。不是有个笑话嘛，最后一句老是“还有一个余秋里”。那一版全是名字，为什么要登那么多呢？那决定一个人的政治(命运)。详细极了的名单，因为那个《人民日报》一版，都是那个名单，。他一个一个要看，可是每次都让他找出来了。你得看好几个钟头，每次都让他找出来落了谁。他倒没说，我没碰见他说，那这个不该上啊，还有谁谁怎么没有啊，落了，每次总让他发现。

　　主持人：所以很多人说：周总理是累死的。

　　吴蔚然：总理办公室老是这么高一摞文件，哪天总理出访了，小平同志代总理，两三天， 那堆都没了， 都给处理完了。他就是大事管，小的事就不怎么管， 他批大事。总理来回看，可不文件越堆越多。

　　解说：在周恩来总理最后的日子里，他和大哥吴阶平同在总理治疗小组，亲身经历了那一段难忘的岁月。

　　主持人：总理去世前，当时是您和吴阶平，您兄弟俩都在身边？

　　吴蔚然：都在。总理很苦的，总理长的癌比较复杂，他不是光膀胱癌，他有

　　主持人：包括他在生病期间，在生病期间也没有任何的交代？

　　吴蔚然：没有任何交代，有些事情跟邓大姐都不讲。不是表扬他，书上说，他党性强嘛，邓大姐都不能随便进他办公室，好多他们政治上邓大姐不该知道的事，都不跟邓大姐讲。所以总理是个完人，你说那点缺点，那不是缺点，就是他工作的一个方法问题。

　　主持人：最后的手术，包括最后去世之前这段日子里，您印象最深的事是什么啊？

　　吴蔚然：他到最后，很重了，要见一个人，他说他要见罗青长。后来也知道，罗青长是负责台湾工作的，所以他念念不忘台湾这一摊工作。找罗青长来谈一谈，他一定有些事情要交代。大家分析嘛，这是关于台湾统一的事情。所以他一直想着政治，他对他自己，好像生死他没谈过。他说这次恐怕活不了，或者怎么样，他从来没给我们这么表现过。

　　解说：1973年，周恩来总理曾对邓小平夫妇说：“小平的保健你们应该从吴家选一个人。” 三年后的1976年，吴蔚然正式开始负责邓小平的保健工作，而此时的邓小平正处于他一生中第三次政治逆境中。

　　吴蔚然：他住在东交民巷 8号，8号 ，从前也是老干部住的地方，贺龙也住过，罗荣桓 、张鼎承都住过那房子。就把他搁到那儿，搁到那，就有一点略含贬义的意思。他原来住很大一个独门独院，那时候他的医疗关系，还是属于301总参，有一个保健大夫。不过那301的蒲院长，蒲院长有一天跟我说，他说小平住在8号，离我们医院是很近的，因为东交民巷离我们北京医院很近，那就归你管吧。我说那我可管不了，我说他是你们总参的人，我是地方干部我怎么管？他说我们医生还在，有大点事，你就负责办吧。那我就跟院党委请示，我说他让我管，院党委也没说不行，那到底他什么意思，或者住的距离太远。不怕， 我就管 ，那时就有一个护士，一个大夫。

　　主持人：那时候邓小平的政治境遇其实不好？

　　吴蔚然：很不好，说得不好听等于隔开，并不能出来随便活动的。我就管着了，后来因为跟小平同志，跟他夫人卓琳同志，跟家属相处的关系比较和谐，他们就说你别走了，你就上你的班，但是我们这摊事，你就过问过问，管管。以后越管越多，以后他恢复工作了，等到打倒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面工作 我就要去得多点了。实际上还是301作为直接管理，我不过作为一个比顾问稍微重一点的工作吧。

　　主持人：您那时候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他当时的政治境遇很差，而这对您来讲实际上也许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吴蔚然：开始做保健工作的时候，就知道，做保健工作是一个危险的职业。带有一定风险，不叫危险，风险性的职业。不是业务上的风险，是政治上的风险，这个东西政治上复杂。所以那时候，我也跟吴阶平商量，我说咱们不做，组织上让你做；做，那就只能豁出去了。

　　主持人：但那时候您接到这个任务之后，您看到邓小平在那个时候，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状态？

　　吴蔚然：小平同志本来就不太爱说话，他人在沙发上一坐，除了打桥牌说几句，他很少说话，即使跟家里人，卓琳 、朴方，他话都很少。

　　主持人：但那个时候，您看邓小平在逆境当中，包括后来他复出的时候，那时候您觉得他情绪上有些变化吗，心情上有些变化吗？

　　吴蔚然：那你还是感觉到他的情绪有点，虽然不说话，那沉闷跟愉快的心情……。1992年回来讲话，到上海以后，是那一年还是晚一年，说给上海政策给晚了，上海改革开放晚了。他从情绪上讲，就这么跟他们上海人讲，给你们政策晚了，你看他情绪就比较高昂。

　　主持人：你学邓小平的话学得很像啊！

　　吴蔚然：没有，四川话嘛。他是个很深沉的人，所以他思考问题非常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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