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岁的他是一个老实巴交却又自尊自强的农民，然而命运偏偏与他作对。1995年，他的妻子因重病去世，留给他2万多元的债务。1997年，他的老母亲又因重病过世，再次为他增添几千元债务。没过多久，老父也离开了人世。如今，他的儿子又患上了“重症肌无力”的怪病，他变卖了所有家产，又举债5万多元。面对十几万的医疗费，他走投无路，只能瞒着儿子上街乞讨。（据《中国青年报》2月19日报道）
几十年来都“靠自己劳动吃饭”的福建农民周华金对记者说：“头一次开口要钱时，我的眼泪哗地就流下来了，怎么都忍不住。”我不想隐瞒，读到这句话时，我的眼泪同样“哗地就流下来了，怎么都忍不住”。面对有关命运的文字流泪，要么是因为感动，比如面对模范人物的奋斗或博爱，要么是因为悲怆，比如面对弱小者所遭遇的伤害与侮辱。为农民周华金的命运洒泪，一半是因为感动，一半是因为悲怆。
我的心被一个农民的自尊自强所打动。当他的母亲生病时，好心的医生劝他去乞讨，他拒绝了：“我一辈子靠自己的劳动吃饭，怎么也丢不起这个人。”如今，他不得不放下曾经坚守的自尊，但那个为子乞讨的背影，依旧向我们展示着那颗高贵和不屈的灵魂。我的心同样被一个农民的悲惨遭遇所击伤。乞讨一天20元的收入，与十几万元的巨额医疗费用相比，显然是杯水车薪。我看到的是，一个正直的农民即便舍弃了自尊，同样无法改变自己和亲人的命运。
在感动与悲怆之间，我承认更多的是巨大的悲怆。我有模糊的、能够期待的预见，那就是通过媒体的报道与呼吁，农民周华金的命运也许能够有一个转机。然而，这样的转机即便实现，也仅仅是对个体的周华金而言。毕竟，媒体无法发现并向公众通报每一个周华金式的悲剧，即便这样的发现和通报可以实现，众多的周华金式的悲惨境遇也不可能一一得到完善的解决。我的眼泪为个体的周华金而流，更为群体的“周华金”而流，也包括我自己。因为，只要可以期待的、普济式的救助体系尚未建立，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遭遇这样悲惨而又无奈的命运打击。
看看这样一组数据：2003年我国城乡居民应就诊而未就诊的比例为将近一半；患者应住院而没有住院的比例将近三分之一；住院患者主动提前出院的比例为四成多；农民应住院而没有住院的比例更是高达75.4%。在这样的数字背后，有多少个“周华金”式的悲惨遭遇！
周华金的眼泪为什么而流？为了一个正直农民的自尊而流，也为了宪法里那句庄严的话语而流。1982年宪法第四十五条曾经这样向人民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当个人陷入困境的时候，我们常常认为这仅仅是因为命运的不济。但是，我们是单个的自然人，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作为公民，庄严的宪法赋予了我们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帮助的权利。当一个家庭因疾病陷入生存绝境的时候，有命运的原因，同样有被救助权利不能得以实现的原因。
宪法在上述同样的条款中宣告：“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是的，我们看到了国家为此而做出的种种努力，我们相信一切都会越来越好。但是就目前而言，要让“周华金”们无障碍地实现被救助的权利，有关部门还有太多努力的余地和空间。就在日前，卫生部部长高强指出了造成“看病难、看病贵”的六大原因。我们希望诊断完“病因”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及时有效的治病“药方”。毕竟，宪法需要的是信仰和拥护，不能任由它经受更多泪水的浸泡。
(作者：周之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