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针对社会公众对中国安全生产的“死亡指标”的质疑，国家安监总局发言人日前对此作了郑重澄清。他指出：下达“死亡指标”事实上是为了少死人。这是一个控制性指标，不能超过，越小越好。不是下指标要死亡多少人，而是下指标不能超过和突破这个数（2月16日中国新闻网）。
国家安监总局的良苦用心，我们不必怀疑，需要怀疑的仅仅是：这种做法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考虑到近年来各政府部门一方面是指标管理大行其道，似乎可以包医百病，另一方面却是指标从管理手段异化为目的本身，为了使政绩符合指标要求而采取的各种弄虚作假的手段层出不穷，“管出数字，数字出官”成为难以治愈的官场痼疾，我们这样的怀疑还是有理由的。
指标之所以有可能异化，其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作为一组参数，指标数据并不能完全地反映工作的好坏。但在实际生活中，一些官员和政府部门恰恰是喜欢以指标论英雄，把指标作为衡量工作好坏的唯一因素的。一个单位或一个地方，无论做了多少工作，则最后只要指标数据不符合要求，就全等于零。反过来，就是无论这个单位或地方存在多少问题，却只要最后指标数据看上去很美，也就一俊遮百丑了。
具体到“死亡指标”这个问题，即便是不考虑隐瞒死亡人数这个因素，我们也不难设想这样一种荒诞的局面：一个企业或地方，安全管理漏洞百出，但最后由于“好彩”（运气好），死亡人数比“死亡指标”少一个，结果它的安全工作就可能反而受到了肯定。当然，这种肯定无疑将会为今后必将发生的更大的灾难所否定。
既然指标容易异化，那么为什么有的官员和政府部门乐此不疲呢？在我看来，其主要的动机还是一种懒汉思想在作怪。以对安全生产的监管为例，要衡量一个企业和地方安全生产工作的好坏，需要做的事情是很多的，包括规章制度是不是健全，技术设备是不是完善，员工的培训有没有落实，等等。要把这些方面都检查到位，需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但只要把它简化为“死亡指标”，则这些工作就都可以免掉了。
要防止“死亡指标”的异化，我认为关键在于只能把它作为参考因素之一，而不能用它来取代对其他工作的评估和真实的努力。真正要降低事故率、死亡率，单就安全生产监督部门来说，还是要靠扎实的安全管理、科学指导与现场监督检查的结合。把下达“死亡指标”作为安全管理的捷径来走，是行不通的。
（Robby／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