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变性手术法律“零”状态

　　作者：汤啸天

　　近年来，时有易性癖患者实施变性手术新闻见诸报端，颇引人注目。在对这一现象进行评述时，首先应该默认这样一个前提：基于人权理念，易性癖患者请求施行变性手术是其个人的自由，社会也应当允许运用医疗技术帮助易性癖摆脱心理上的痛苦。

　　但还应当看到的是，这种自由能否实现既不能取决于其自身，也不应当由医生决定。因为，我们不能把人的性别理解为仅仅与个人相关的“纯个人”的权利，人权总是与他人、社会有着紧密联系的权利。现实的法律上并不存在性别变更权，即便在未来能够赋予成年自然人的也只能是性别变更请求权。

　　性别不是个人的私事，任何一个人的性别都与其社会角色、社会责任及社会对其行为的规范有关。易性癖患者在要求社会予以理解帮助的时候，同样也应当维护公共利益，顾及他人的感受。易性癖患者提出手术变性的请求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难以准确平衡自身与公共及他人利益的关系，客观上需要中立的第三方作出裁断。所以说，性别并非可以凭借主体的喜好随意要求

　　现在的问题是，医学技术的发展实际上已经走在法律规范的前头，加之经济利益的驱动和媒体的炒作，要求做变性手术的人数远远大于实际上有必要实施变性的患者数量。这种局面对整形外科的医生而言，也许是获得了更加丰富的研究样本和更好的经济收益，但是，变性手术是典型的干预生命的行为，是在一定程度上对生命主体的改造（至少是在外观上改变了某一生命主体的性别），并赋予其按照新的性别在社会上生存、活动的权利。而无论是对生命过程的干预（如施行变性手术、器官移植），还是对生命结局的干预（如实施安乐死、堕胎），都无一例外地涉及到法律的规范。

　　令人欣喜的是，生命法学、生命伦理学应运而生，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生命法学是在医学、生物工程学等生命科学与法学、伦理学的重叠面上发展起来的边缘学科，对医学的发展具有规制和保障作用。诚然，生命法学、生命伦理学也具有其自身的边界，“它‘管’的是伦理而非科学。要谨防它‘僭越’，干涉、裁决科学内部的事务。”如今科技发展的现实是，在掌握了一定医学技术的人看来，干预性别的存在形态已经易如反掌，人既是掌握科学技术的主体又是科技手段改造的客体，自然造就的性别也可以用人为的手段加以改变，手术刀正在充当“上帝之手”。

　　在这样的状况下，人类正面临着这样三种选择：其一是只看到技术进步的正面效益，听任人为因素对生命的干预；其二是将一切有违传统观念的技术统统封杀，用强制的手段保护人的生命始终处于自然状态；其三是在充分认识科学技术具有“双面刃”作用的前提下，运用法律的功能，把技术的负面作用控制在最低限度。

　　显然，第三种选择符合科学的发展观，是珍爱生命、尊重人权、维护公益的正确选择。在一般意义上，人的性别应当服从出生时的自然状态。法律界亦有禁止变性手术的呼声，其基本理由是人不具有为自己或为他人选择性别的权力。笔者认为，易性癖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疾病。这种“心理残疾”类似于生理残疾，予以积极治疗理所当然。变性手术对易性癖有确切的疗效，手术的成功对患者而言是人道的，对社会而言是有益的，法律不应当绝对禁止变性手术。

　　在变性手术决定权方面，可供选择的方案大体有三：一是将性别变更权赋予社会公众；二是由医疗机构决定是否应该施行变性手术；三是由法定程序审查认定变性请求人是否具有性别变更资格。第一种方案失之于宽，显然不能采纳；第二种方案把解决社会问题的权力和责任都推给了医疗机构，也不符合现代社会的法治原则。笔者倾向于第三种方案，即由法定程序审查自然人是否具有性别变更资格的做法利大弊小，只要严格掌握，对挽救患者、对社会管理和促进医学发展都是有益的。

　　辩证地看，易性癖是一种由复杂原因引起的疾患，用手术满足患者改变性别的欲求具有“迁就”当事人的倾向，是其近亲属以克减自身权利的方式满足患者的欲求，在整体上是人道的。在严格控制下为易性癖患者施行变性手术，将有利于社会稳定。对变性手术既不能采取“禁”的手段，也需要严防失之于滥，必须严密防范变性手术成为组织“人妖”表演机构的人力供给站。

　　人类曾经无数次企图战胜自然，但是，无数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人类的力量在自然面前是极其渺小的，无论科学技术发达到何种程度，人类能够做到和应该做到的是与自然（包括人类自身）和谐相处，而不是战胜自然。为易性癖患者实施变性手术是被动纠偏，所以，特别应当防止“矫枉过正”。成年自然人是否具有性别变更资格应当由法院裁断，判决后由医院负责历经不短于一年的观察，申请人无反悔且适当处理亲属权关系之后，才能由医疗机构实施变性手术。

　　迄今为止，人类对易性癖的认识还很不充分。目前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局限性，变性手术负面作用的显露至少需要几代人的较长过程。因此，变性手术非但不应当炒作，而且应当在经过法定程序审理之后谨慎实施。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