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江:用学术问责化解信任危机

　　如何维护学术诚实传统，建立学术问责机制，化解部分学者遭遇的信任危机，重振高校声望，这些问题现实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我想，知名高校首先应该有所行动。

　　近来，学界丑闻频频见诸媒体、尤其是互联网。其中被揭露剽窃较多的似乎是法学界，某大学一法学教授成为眼下网络名人，即与此直接相关。另一丑闻主角则来自一所名气更大的北京高校，此公受邀到台湾一同名大学高薪任教，其间却被曝对靓丽女生性骚扰，东

窗事发后被提前解聘打道回府。

　　再往前回溯，北京一所著名高校曾被媒体披露有一名“十面博士”。此人拥有国外博士头衔，穿梭于学界、媒体、商业、政坛，精力过人，著作等身，威风凛凛。后经查证，此人无博士头衔，名下的著作和译著多属子虚乌有或“

　　那个被曝

　　2005年6月，北京媒体爆出一考研女生指控某高校一名思想政治教授，用考研试题和答案与她进行“性交易”。

　　媒体报道后，学校新闻发言人声称，校方“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肃、公正地调查和处理此事。”可是，这件事情至今仍没有下文。

　　前不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学术批评网创办人杨玉圣在接受

　　如果说剽窃的毒瘤在四处蔓延，那么笔者宁愿相信教授对异性的不轨行为是“小概率事件”。然而无论是大概率还是小概率，我们从以上事件中似乎看到了一种共同的逻辑：从一般学校到名校，从年轻讲师到花甲教授，当事人在“世外桃源”中个个“安然无恙”，继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教圣贤书”。

　　半年前，曾经有某校新闻发言人回应过此类事件，现在看来公众期待这种回应简直是一种奢望了。于是，尽管网上批评之声不绝，又有韩国新爆发的“国民英雄”黄禹锡学术造假事件后的身败名裂作为镜鉴，有上述行为的教书人依然一面“闷声大发财”，一面成了不怕开水反复浇烫的人物，惟一引咎辞职的一名汕头大学教授，俨然成了正面人物。

　　问题在于，高校如何和何时获得这种免于问责的“治外法权”的？福柯说过，知识就是权力，话语蕴含着权力，话语显现、释放并行使着权力。这就是说，高校学者也是掌握特殊权力的人群。

　　人们在探讨民主与法制建设过程中的权力制衡时，通常关注较多的是对政治权力和商业权力的制衡，这对于中国现实而言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中国高等教育是脱胎于高度行政化体制的，随着教育产业化风潮大兴，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和商业权力有了日趋紧密的结合。

　　另一方面，近年来文科的课题费一路飙升，即便是过去被认为是“潦倒不堪”的文史哲专业学者，也一跃成为重点纳税对象。尤其是具有特殊地位的少数巨无霸高校，所得份额令一般学校望尘莫及。于是出现了一批学术翘楚和学术寡头，他们往往兼具行政和学术头衔，或者至少是某个领域的学术权威。在商业化大潮下，他们被申报课题、教学、科研、游学、评奖、应酬、兼职等背后有经济利益牵涉其中的事务所纠缠而分身乏术，以致于找人捉刀、据为己有、编造杜撰等传统上遭人不齿的行为大行其道。大概是由于这些人的特殊身份，由于名校的特殊地位和维护“面子”的心理，由于高校还不习惯于成为被监督对象，总之由于没有建立问责机制，因此学界公害现象似乎难以改观。

　　时下，人们普遍关注官员问责和商业监管，对学术权力滥用所导致的腐败也日益重视。如何维护学术诚实传统，建立学术问责机制，化解部分学者遭遇的信任危机，重振高校声望，这些问题现实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我想，知名高校首先应该有所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