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大学生就业难出路何在

　　当然，政府直接增加就业岗位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但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制度变革推动私人企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问题是，政府能否真正地尊重私人企业进入市场与经营的自由？

　　大学生就业难，而且是越来越难，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自1999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规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大。每年普通大学本专科招生人数已从当年的160万人增加

到了2005年的475万人。不过，从2002年开始，扩招带来的大学生就业压力就逐渐显现。教育部预计，今年全国高校将有413万毕业生走向社会。大学生要找个饭碗就更难了。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舆论开始寻找对此应承担责任的人。当年提出大学生扩招建议的亚洲开发银行经济专家汤敏博士成为众人指责的对象。不少人把过去几年大学教育出现的问题，如贫困学生上学难、毕业生找工作难、教育质量下降等等通通归结于大学扩招，及伴随着扩招而进行的大学教育产业化改革。

　　汤敏博士拒绝这种指责，最近他发表文章《扩招扩错了吗》，再度为自己当初的建言进行辩护。他的主要看法是：假如没有扩招，目前在校大学生中的一半以上根本进不了大学，早已经进入了就业或失业的大军，并很可能有一半左右当前再就业了的下岗工人会被这些青年挤出去。当然，如果没有扩招，经济的国际

　　这种争论已经沦为口水之战。大学生就业难，是一个现实问题，目下重要的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汤敏博士的部分说法是正确的：当前的大学生就业难是经济转型过程就业结构变化产生的暂时困难。扩招的那几年，也正是公有企业大规模破产、关闭的时期，从1995年到2005年，在国企与集体企业中减少了6000多万个就业岗位，并制造了大量需要再就业的人口。如果没有计划经济的这个后遗症，大学生就业难或许不会如此尖锐。

　　不过，政府在扭曲的政经体制下所选择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对大学生就业难及更广泛的失业问题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9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方式是权力导向、投资驱动的。各级政府为了追求GDP的高速增长，为了让本地经济和城市看起来比较现代化，几乎毫无例外地偏好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看起来比较现代的产业。这些年来，工业增长速度远远超过服务业增长速度，即便是在服务业内部，政府眼睛也盯着银行、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作为政府扶持重点的企业和项目的就业容纳能力普遍不高。90年代每一个百分点的GDP增长创造出来的非农就业岗位，仅为80年代的三分之一。某些政策导致了劳动力被机器和资本不合理地排挤，而国民经济收入的整体分配格局也不合理地向资本、尤其是境外资本倾斜，同时也向政府倾斜。90年代以来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高增长、高投资、低就业”，普通民众也就很难分享经济增长的收益。

　　就业形势使这种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

　　如果延续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严峻的就业形势很可能将雪上加霜，因而政策的调整在所难免。“唯GDP”是不合理的，也不是“国际惯例”。在大多数国家，由相对独立的货币当局通过货币政策维持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国会议员和行政首脑则最关心就业，因为增加了就业机会就能获得民众的支持。正是为了保住本国的就业岗位，欧盟和美国才与中国制造贸易摩擦。我们最看重的GDP指标，反而没有人高度关注。

　　当然，政府直接增加就业岗位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但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制度变革推动私人企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问题的关键是，政府能否真正地尊重私人企业进入市场与经营的自由？政府也可以鼓励人们自我就业。下岗工人蹬三轮车或在街边摆地摊挣一些辛苦钱，这种自我就业本来可以减轻政府的就业压力。但目前，大多数城市政府为了塑造文明现代形象，对其再三清理、打击。

　　增加就业，最终需要依靠民众自己。政府实行就业导向的经济政策，其实质是要求政府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政策时，奉行权利导向的治理原则。问题在于：政府是否能够约束自身的权力，打破一切特权和垄断，给普通人自我创业和自我就业创造一个宽松的法律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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