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绿领”阶层的时尚生活

　　绿色是每个人都向往的生活意境，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日中国，成为了少数人的时尚。这是农耕文化被工业文化解构过程中的文化症候，虽然略显矫情，但正好击中了城市文明的精神挣扎和盛世危言

　　★ 本刊记者/何晓鹏 实习生/荣郁

　　时尚分子们目光一转，寻找到了新的主题：绿色生活。

　　这部分人，可能是白领，可能是金领，也可能是灰领，其职业身份标示他们的社会位置——他们首先是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人。另外，在这些“领”的社会身份之外，他们还有一种内在的品质身份——“绿领”。显然，区别于传统的“领”，“绿领”是直指内心的。

　　时下，这种生活主张，正被城市时尚人群标榜开来。意思是：在善待自己的同时也要善待生存环境。这两种善待，发生在环境污染、

　　绿色成为少数人的事情

　　吕艳就是这样一个“绿领”。作为安利公司北京经销商的她，两年前毕业于

　　之前,在交通银行总行工作的吕艳，总希望自己的时间能由自己支配而不可得。对她而言，换工作是为了一种更善待自己的方式。

　　换工作后，吕艳每天上午都会待在家里，她会用较长时间来为自己准备一顿非常丰盛的营养早餐，内容包括牛奶、全麦面包、蛋白质粉，还有核桃仁、杏仁等坚果，以及鸡蛋和水果。然后再为自己安排一天的工作。

　　吕艳很喜欢她现在的生活和工作的状态，“我会有很多社交时间，和朋友一起喝茶、爬山、打球。”

　　曾经是北大山鹰社成员的吕艳具有极强的环保意识，到超市购物时，她总会用自己带来的包，极少使用店里提供的塑料袋，即便使用，也尽可能减少数量。

　　2005年5月，吕艳作为环保志愿者参加了“2005·地球第三极珠峰环保大行动”，和其他近百名参与者一起，对珠穆朗玛峰海拔5120米大本营至海拔8000米之间的登山废弃物进行全面清理。在那次活动中，志愿者们克服了冰雹、大雪、太阳灼晒、八级山风、严重高原反应等难以想象的困难，用双手捡拾废弃物达400多袋。

　　“尽管单一次活动捡不了多少垃圾，但它具备很强的象征意义。”吕艳对本刊说，“户外活动爱好者大多数都是环保主义者。因为爱好自然的人是不希望自然受到破坏的。”

　　事实上，每一个人都崇尚绿色，都希望生活在蓝天白云下，满心洁净，不染尘埃。而在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里，环境作为代价被严重透支，个人被卷入这个高速运转的社会机器中，要想刻意地专注于绿色生活，就要付出比较高的成本了。所以，像吕艳执著的这种绿色生活，在目前还是少数人的事情。

　　通常，少数人很标榜地去做大多数人想做而没资本做的事情时，这个事情本身就具备了作为时尚的基本元素了。所以，“绿领”成为我们时代的时尚英雄。

　　“绿领”，追求什么

　　“绿领”追求一种充满绿色的生活，这种绿色早已突破了传统意义的健康藩篱。

　　“绿领”的年龄普遍年轻化，他们多出生于1970年代至1980年代初。这个群体依靠自己的教育背景在30岁甚至20多岁时就已经拥有了前一代人四五十岁才能拥有的财富和

　　作为摄影爱好者的吕艳，几年来一直在使用她在学习摄影之初所购买的二手雅西卡相机，“它完全可以满足我现在的需要，我为什么还要再买一部新的呢？”

　　与此相反，在买书、户外活动、艺术欣赏和自我保养上，吕艳愿意花费更多的心力。

　　陈岩是IBM中国软件开发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在刚刚过去的2005年，从3月份开始到年底，他几乎每个月去一个地方，武汉、大连、贵州、四川、山西、宁夏、湖南。在刚刚过去的春节，陈岩还去了一次徐州。陈岩把自己的旅行目的定得很简单，如他去哈尔滨，是想看冰灯，去武汉是要看樱花，去额吉纳旗只为看胡杨林。

　　对于旅行和读书，陈岩毫不吝惜金钱，但在上下班上，陈岩则坚持不打车，也不为此买车。“也许我有特殊性，因为上下班的公共交通特别方便，而且会坐到座位，车上也有空调。既然舒适程度相同，我何必舍弃几块钱的公交不坐而去坐几十元的计程车？”陈岩的这种消费观念也体现在他对买房的看法上。花钱给父母买了一套房子的陈岩自己仍然租房居住，原因不在于钱，而是陈岩认为现在北京房价性价比不符合他的消费原则。

　　但作为“绿领”更突出的特质，还是他们对环保等公益事业的关注，他们通常具有某种社会志愿者的经历或乐于参与一些慈善捐助。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他们希望能够拥有一份相对纯粹的简单。

　　“绿领”成为一种群体精神

　　“绿领”们通常不会寂寞地生活，他们或发起或参与各种名目的团体，在这里，不但可以找到彼此相类的朋友，更可以把具有共同心愿的人汇聚起来，做一些他们认为对社会有益的事情，并从中获得快乐。

　　《时尚先生》主编王锋把“绿领”生活视为一种对和谐生活方式的选择。“就像时尚概念的转变，以往时尚多半关注人的衣食住行，是物质享受这方面。但现在有了新的特质，我们可以称之为“硬时尚”。所谓硬时尚是相对于衣食住行的另外一面，是一些新呈现出来的思想观念和能够代表一定社会走向的价值观。”王锋说。

　　对于“绿领”的认识，北京格美林科公关顾问有限公司中国地区总裁左士光向本刊解读：“有一些事业，但不要放弃了生活；有一些金钱，但不要被金钱统治；追求品位生活，但少些附庸风雅和装腔作势；接近自然，但不要远离社会离群索居；享乐人生，也对那些比我们不幸的人心存同情和救助之心；在品味自己生活的同时，还不忘走出去看一看这广阔的世界。”

　　“‘绿领’，简而言之就是热爱大自然、追求健康生活方式。他们拥有白领的教养、金领的身家、粉领的悠哉、灰领的大脑，但无论穿衣打扮、生活方式还是工作状态，都极力朝绿色时尚靠拢。”有人如此诠释“绿领”。

　　这种具有完美主义色调的描述会看起来更像是一种理想化的奢求。然而左士光自己的生活就是这样安排，并且旗帜鲜明地打出“绿领”标志。

　　在加拿大工作和学习期间，左士光的足迹就已经踏入欧洲、美洲、非洲等地，热衷于登山攀岩、潜水滑雪之类运动。他曾写过一本游记，内容提要中如此阐述该书内容：“(他)背着行囊以与众不同的旅行方式实践着自己的‘绿领’主张。这期间虽有找不到旅馆而住火车站、睡板凳、一天三顿吃西红柿的艰辛，也有做客乡间别墅、‘独霸’贵族花园的快乐……一路上还编出了很是出彩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之欧洲版。”

　　归国后，左士光与其他几位归国创业的朋友共同组建了“绿领俱乐部”。

　　同为“绿领俱乐部”发起人之一的北京龙迹天地科技有限公司CEO卢建向本刊介绍，绿领俱乐部会经常举办一些party，组织成员参加滑雪、击剑、皮划艇、登山等户外活动，为大家提供相聚的机会；同时，还开展一些以环保和慈善为主题的公益事业。

　　事实上，财富的多少，在实际意义上也划分了“绿领”的层次，无论如何，任何人只要有这种意识，就能或多或少地追求自己可以达到的绿色意境。但起码在目前，“绿领”生活还是少数人的时尚。

　　然而，毕竟时尚没有错，绿领没有错，错的是我们这个过度开发环境的时代。什么时候，绿色生活回归其本来的意义，任何人都能唾手可得的时候，它的时尚功用也就终结了。大多数人，都在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绿领”，为内心选择

　　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绿领”都有自己的选择标准

　　★ 本刊记者/何晓鹏

　　在《过度工作的美国人(The Overworked American)》一书中，作者索尔——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呼吁人们要少工作、少赚点钱，她视现代人那种拼命增加工作时间的举动为愚蠢透顶的行为，对那种充满“工作狂”的“超人国度”极尽讽刺。

　　比较短的工作时间更可以提高生产力，因为这样做可以提升“士气”，并且让人们有更多的时间来享受生活。

　　多花些时间来享受你的劳动成果——这是索尔不惜调用大量数据和事例来向人们传递的声音。

　　出现在中国大陆的城市“绿领”，正是索尔所说的“生活的价值凌驾于金钱之上”的身体力行者。“绿领”追求着一种和谐色调：工作与生活的和谐、个体与群体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

　　“下班关手机、点菜要VC、周末必出游、随身带垃圾”，这个带有夸张意味的顺口溜描述着“绿领”的经典生活，但也从一个角度反映出“绿领”们对自身生活的自律色彩。

　　崔英善 女 30岁 北京一家外资体育营销公司客户经理

　　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管理专业的崔英善，毕业后一直在北京工作。2003年6月1日，崔英善与朋友们一起发起了“阳光志愿者协会”。她曾致信加拿大驻华使馆，为北京昌平区汇蕾学校争取到20余万元的助学捐款。

　　崔英善是那种看《哈利·波特》可以看到废寝忘食的人，当然她的阅读范围远不止文学作品。她每月都会花费大量的金钱来买书，但仍然觉得自己想了解的东西太多，而知道的东西太少。所以她在消费中更倾向于把钱花在能助长自己精神财富的东西上面。

　　“其实并非所有人都深陷于物质生活--这可能是一些生活节奏比较快的城市中的特有现象。”崔英善对现代人普遍追求物质的说法不以为然，在她看来，中国有很多老百姓，尤其是小型城市的人，经常在工作之余为自己留下了很多空间和时间来体味生活，而这常常会让她感动。

　　崔英善给记者讲述她在2004年去西藏旅行的一段见闻。“那是去青朴修行地归来的路上，因山洪暴发的泥石流挡住了我们乘坐的大巴。当时我觉得很郁闷，因为可能会晚好久才能回到城里。但当我看周围其他人时，惊奇地发现他们竟然都在微笑，妇女和孩子显得很高兴，喇嘛开始诵念佛经。回到拉萨后，当地的朋友向我解释，他们把在朝佛的路上遇到的类似事情视为一种考验，认为这样能减轻身上的罪孽。”对于这些进香者的平和心态，崔英善印象很深。

　　这是一种会感染人的力量，崔英善在那次入藏过程中，认识了一个到过两次西藏的11岁小男孩，小男孩说他准备写一篇文章，叫“慈祥的西藏”，原因是他发现在西藏，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有非常慈祥的微笑。

　　因为这些经历，崔英善发觉自己开始改变，以前的她是那种“发一份传真会确认好多遍”的完美主义者，但现在，她更崇尚一种简单健康的生活方式。

　　作为北京龙舟俱乐部的成员，崔英善喜欢和朋友一起划龙舟。而每个月她都会去登山，参加阳光志愿者俱乐部的聚会。

　　不管工作多忙，崔英善总会定期到学校给孩子们作课外辅导、为学校筹资、商讨俱乐部事宜。“这是一件挺好玩的事，一点都不觉辛苦。”她说。

　　参加志愿者活动、与朋友相聚、读书、远足，这构成了崔英善工作之外的生活。她对这种时间分配很满意，“人的时间只有这么多，你得分辨哪些事情是对你真正重要的，是真正影响你的生活的。很多人把80%的时间放在只对自己生活起20%作用的事情上了，这是得不偿失的。”

　　熊江宁 女 26岁 一家外资企业的北京高级经销商

　　熊江宁是个才女，16岁江西省宜春地区文科第一的成绩考入北大法律系，23岁获得北大法学硕士学位。从大二开始就没有向家里要过一分钱的她，在毕业时还存下一笔钱。

　　现在，这个灵气逼人的北大姑娘已然收入颇丰，她告诉记者，如果中国的中产阶级的划定有个上限和下限，那她可能居其中。

　　但她获得财富的工作与其所学专业并不相关。她坦言，她并不喜欢律师这个职业。“他们总要面对社会负面的东西，在美国，人们说律师是不能上天堂的，因为职业的操守有时要求你违背良心的抉择。”熊江宁因此选择改行，自己创业。

　　记者找到熊江宁时，她正在深圳度假，因为惧怕北京的寒冷，所以她跑到深圳过春节。

　　在熊江宁的时间表中，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是一体的。这使她更像一个自由职业者。“在冬天，我一般会在七八点钟起床，因为北京空气不好所以不会有晨练，但到四五月份我会早起锻炼。”

　　熊江宁和她的朋友拥有私人教练，她们通常会把教练请到工作室，来教她们做瑜珈或跳拉丁舞。工作室位于北京新起点家园，这个240余平米的空间在装修时被设计成健康生活馆的风格，熊江宁通常会邀请她的客户到这里来聊天、听讲座或是开party，这些也是她的工作。熊江宁很喜欢这种工作方式，事实上她把这看成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我不愿意很累，我希望自己做什么可以由自己决定。我现在的状态很自由，压力都是自己给的。”

　　熊江宁的工作时间很自由，这允许她有很多时间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对工作和生活，熊江宁强调一种平衡与调节。“很多人上班，忙得没有时间顾及自己的生活和家人，忘记了内心的平衡，最后在得到物质的同时可能发现自己一无所有。”她说，“人生就几十年，不应该让自己不开心那么久。”

　　作为曾经的北大爱心社成员，毕业已经两年多的熊江宁现在仍然热衷于公益事业，如果时间和情况允许，她会每月选择和一些朋友去一次在河北的一家孤儿院。

　　作为残障儿童孤儿院，为了避免儿童心理受伤害，社会人士去参观的行为是不被鼓励的,但熊江宁和她的朋友不在此列，每次到这里都能受到欢迎，孩子们喜欢跟她聊一聊，玩一玩，晒晒太阳。通常每次都会为那些需要做手术的孩子捐些钱，虽然不多，也可以略尽绵薄。

　　熊江宁很看重北大就读时在爱心社的经历，“爱心社是个很纯净的社团，在社会上很少有这样的组织，它不会给你带来诸如保研、留校等很实惠的东西，但却会给你内心带来一种很实在的感受。”熊江宁说她喜欢这种气氛。

　　现在熊江宁也会经常参加由公司主办的慈善活动，她希望在自己事业发展和财富积累的过程中，能够有更大的力量来号召一些更有能力的人来共同做这个事情。

　　熊江宁把自己将来的目标锁定在希望小学的建立和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上，“我会给自己20年时间来慢慢做这些事情的。一步步往前走，要想给别人一杯水，自己须先有一桶水。如果我们今天做慈善，做得穷困潦倒，做得人家不羡慕，不想成为这样的人，那我们就不会有号召力和影响力。我希望我所做的事和我的生活是别人想要的，因为榜样会有很大的号召力。”熊江宁说。★

　　绿意盎然的新一代

　　“绿领”在各种新思潮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知识青年

　　★ 文/ 于海

　　在白领群体中，他们这群人并不特殊。这个群体基本上都是在 1990年代以后开始接受大学教育，此时，中国以更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世界上各种先进思潮，比如环保思潮、绿色思潮、女权主义思潮、公民治理思潮等等也在国内的大学大行其道，身处其中的他们很容易接受这些思潮影响。

　　同时，这些思想所转化成的生活方式也正在成为当前社会时尚，比如旅游、公益活动、通过网络结交朋友等等，青年白领易于接受和实践新生活方式。

　　近几年来，公益和环保理念之所以为这些年轻人所乐意所拥护，不只是因为这种生活方式的健康和正确，也因为它的时尚性。年轻人从事公益不再被视为是一种个人牺牲和一种受苦过程，它当然是一种贡献，但也是一种机会，是使自己得到锻炼和发展的机会。

　　这群人毕业后，主要在大都市工作，供职的机构本身要么具有国际背景，要么同国际上的合作机会比较多，这决定了他们视野的开阔性。

　　但由于参加工作时间普遍不长，很多人的收入相当于中下级白领、或者中级白领的程度，因此其消费不会追求奢侈，自然倾向于合理和节制。

　　这种理性既表现在消费尺度的理性，也表现在生活方式方面的理性选择，比如他们更愿意花时间去做公益以丰富人生，愿意花时间去学习来提高自己。

　　在做公益时，他们通常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方向，比如环保宣传、比如支持教育等，对于社区的体力劳动他们一般兴趣不大。

　　与西方白领人群相比较，国内这个人群与他们有相似之处，主要体现在两点：

　　一方面，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只有在接受一定程度教育后才能理解和接受这些理念，这一点同西方发达国家很相像；

　　另一方面，他们的收入和西方很相像，这种相似是指他们都拥有相对于当地一般水平而言比较体面的收入。在中国很多大城市，白领的薪水多能达到 5000元或以上水平，这种收入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都属于体面收入。这些钱可以支持他们选择那些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去旅游、买书、智力投资，支付他们数目不菲的通讯费，以及朋友之间交际费用。

　　也只有在拥有这种水平的收入后，他们的健康生活方式才能得以实现，他们的生活才能丰富起来。而这种生活方式所带来的满足感会反过来促使他们愿意坚持自己的工作。

　　但同时，这个人群也有与西方白领人群相异之处，这种差异不是个体或群体的差异，而是他们所处的社会背景的差异。比如在欧洲或美国，各种各样自发社会团体的网络非常发达且成熟，而中国白领的自发社团还刚刚起步，多是以兴趣或某种志愿目标为纽带，结构比较松散。这就使社团的资源受到很大限制，进而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也会比较有限。★

　　(本刊记者何晓鹏根据对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于海教授的采访整理而成)

　　“绿领”与BOBO

　　“绿领”为我们添加一种全新的文化色调，对社会上的各种身份、道德、制度规则的变迁也将会产生影响

　　★ 本刊记者/ 何晓鹏

　　“绿领”的来由，多少有些让人摸不清楚。其实它是取自“白领”“蓝领”的老例，不同之处在于“白领”“蓝领”是依据社会分工和职业来分划的，而“绿领”则更多强调一种生活心态和生活方式的选择。“绿领”之绿，代表一种健康、自然和公益环保。

　　在这种容纳范畴下，只要是热爱生活、崇尚健康时尚、热爱户外运动、支持公益事业的人皆可纳入其中，因此可以把“绿领”视为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理念的标志。

　　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这种需要经济收入作后盾的限制往往就排除了“蓝领”阶层，尤其在中国，所谓的“锐蓝”“深蓝”(均为高薪“蓝领”)并不普遍的情况下，“绿领”还是集中在“白领”以上的人群之中。

　　至此，在“白领”“蓝领”“粉领”“金领”“灰领”和“铁领”之后，又增添一新丁。

　　实际上，“绿领”所指涉的群体是在理想主义和消费文化的共同浸染下出现的。他们相较于在经济上乏力，只能靠文学艺术情调来标榜自己不同的“小资”已有长足发展，但他们又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中产阶级。

　　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更类似于《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大卫·布鲁克斯在他的《天堂里的BOBO族——新社会精英的崛起》所描绘的BOBO族。

　　大卫·布鲁克斯用他的归纳能力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新族群——BOBO族。这是他勾兑Bohemian(波西米亚)与Bourgeoisie(布尔乔亚)而产生的一个新词，意为一个新面目的中产阶级。

　　要理解这种创造产生的背景，我们需要回溯历史。

　　18世纪初期的美国，在富兰克林的带动下，美国开始流行布尔乔亚品味，这是一种因工业革命而崛起的中产降级生活做派，他们追求财富和生产力，崇尚优雅细致的生活。

　　随着文学家、艺术家独立性的增强，他们开始不再依附贵族生活，对布尔乔亚的物质至上主义他们也开始反击，对中产阶级那种缺乏灵性和创造力的生活大加批判，他们提倡一种自主、独立、追求灵魂和想像力的生活，即波西米亚风尚。

　　从18世纪后期开始，这两种风潮各不相让，在不同阶段交替成为主流，直到现代商业社会的发达才使这种争执出现转机。

　　而BOBO族群正是在消费文化影响下，对物质生活的尊崇和对奢侈浮华的唾弃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消费文化相互妥协中产生的，在受这种平衡的美学品位和消费价值观影响下，他们成了大卫笔下勾兑出来的BOBO族中的一分子。

　　尽管中国“绿领”的产生并不具备BOBO族背后那深远的历史背景，但理想主义与消费文化的在中国的交媾孕育为“绿领”提供了与之相似的营养基。

　　因此，在表现形式上他们也具有相似的特质。他们不会为了金钱，而是为了追求心灵的满足而工作，他们普遍收入丰厚，对工作具有极大的热忱。同时他们更追寻生活本身的意义，注重感受生命中每一个过程。他们普遍具有高学历，对精神的丰富和对自然的渴求极为迫切，他们具有旺盛的求知欲，注重个体的完善和对社会的责任。

　　总之，“绿领”开始为我们添加一种全新的文化色调，在重新勾勒物质和精神层面高度自由的生活方式的同时，对社会上的各种身份、道德、制度规则的变迁也将会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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