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医院做手术，骨髓却不知不觉中被医生偷盗了，这是让你何等惊骇、惊悚、惊惶的事！因为一位“深喉”的举报，沈阳某医院一起骨髓盗取事件内幕被揭开。患者是位不幸的女性，因车祸小腿受重伤，先后手术多次，其中在“取髂骨植骨术”时，院方在其髂骨里抽了16毫升骨髓，“用于科研”；这次手术后，患者“再也没有力气坐起来了”；院方承认了擅自取髓，给了点补偿，就算“一次性了结”了；而盗取骨髓的当事医生不仅没有受到处罚，相反还得以升迁，由副主任升为主任。（2月25日《新京报》）
医院盗取骨髓，是给不幸的患者增添了又一重不幸，在身体创伤之外多了一重心灵创伤。尽管院方解释“抽点儿骨髓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但违反了基本的医德伦理和起码的程序正义。“程序正义”先于“实体正义”，这是基本常识，事先未经患者同意、履行必须的程序，任何医生无权在手术过程中取走患者的任何器官、肉体移作他用。尽管院方称抽取出的骨髓“用于科研”，被运用到了“骨髓干细胞体外培养”实验中，但真正的科研不是做贼，不是偷盗，不是以损害他人的利益而换来自己的成就——盗取患者骨髓进行的科研，就是对科研的最大亵渎！
一切丧失正义的科研，都不是真正为公众利益而进行的科研，而是为了自己获取名利的所谓的“科研”。当科研丧失了正义、良知、公理、人道，那就是科学精神的沦丧；建立在偷盗患者骨髓基础上的科研，就是邪恶的科研，不管这样的科研做得多少漂亮、成果取得多少重大。“这块髂骨移植后，遗留在上面的‘针眼儿’将从此消失，进而达到‘查无实据’的效果，因此，这实际上是一次有计划的‘盗取’。”报道说，该医院手外科是沈阳市一级重点学科，并已跻身“全国优秀医院行列”，那么，如此之“优秀”，就是相当于“盗取”而得的。人类需要建立在偷盗骨髓基础上的科研成果吗？不需要，也没必要。
为“科研”而进行的鸡鸣狗盗，其危害远比仅仅为了直接获利而盗卖器官更严重。也在2月25日这天，《参考消息》报道了发生在纽约的一个盗卖器官大案：一名牙医伙同另3人，未经同意偷偷从1000多具尸体上获取骨骼和器官，出售后谋取数百万美元的暴利；器官被盗取后，他们常常把手套等作案工具塞进尸体内，公诉人称这宗案件如同一部“廉价的恐怖电影片段”。相比于这个“廉价的恐怖电影片段”，我们的医生在手术时不留痕迹地从患者身上盗取骨髓确是“文明”得多了；但不要忘了，尽管尸体与活人一样是有尊严的，可活人身上有机体被盗，毕竟会给活人带来更深更远的痛；而盗品用于“科研”，则给科研带来非寻常意义的巨大隐患。如果偷盗是有效的“科研手段”之一，那么，没有什么手段不可以用到科研上了；而科研如果可以不择手段，那么，中国就不知道要产生多少个“黄禹锡”了。
韩国“克隆之父”黄禹锡科研造假事件一度轰动世界，它带给我们的警示是深刻的，韩政府采取了取消黄禹锡“最高科学家”称号等一系列惩治措施，那是一个国家层面的知耻而后勇。我国有媒体发出了“拯救大兵黄禹锡，拯救科学界”的声音，那么，如何才能拯救“黄禹锡”们、拯救诚信流失的科学界？严惩就是必需的前提。遗憾的是，可以想见，盗取骨髓用于科研的“小黄禹锡”们，大抵是不会受到什么“严肃处理”的，别说“小雨”淋不着几滴，就是“雷声”恐怕也听不到几声。
(作者：徐迅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