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面对医患纠纷和医疗体制问题有话要说

　　2003年，广西宜州市一名新生儿住院期间落下脑瘫，广西医学会认定医方的违规事实与病婴受到的损害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属于一级乙等医疗事故。一审法院判决医院赔偿原告218万元；这是迄今为止广西判赔额度最高的一起医疗纠纷案件。在医院上诉后，有关法院还没有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

　　这样一起看似普通的医疗事故，由于互不信任、难以沟通，引发了医患双方旷日持久

的矛盾。不少医院的负责人、医务工作者在谈到这一“天价赔偿”案件时，都向记者大倒苦水：尽管当前大多数医患纠纷的主要责任仍在于医院或医护人员，但客观地说，很少有人设身处地地考虑医院和医护人员的处境。医院和医生们也都有自己的苦衷。

　　患者也要讲“就医之德”

　　一位老年患者因为感染炎症到广西江滨医院就诊，医生知道病人曾有青霉素过敏史，在注射头孢类药物前，征得了病人的同意，且药敏试验呈阴性。不料，注射后第9天，病人出现了过敏反映：全身起红疹，奇痒难耐；病人心浮气躁，连骂医生“没良心”。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只得耐心地解释，并请来专家会诊。实际上，头孢类注射药物即使皮试反映正常，也有极少数病人因为特殊体质等因素，出现“假阴性”的情况；但这种迟发性过敏一般是无法在事前掌握的。经过外院专家的解释，情绪激动的患者才慢慢接受了这一事实。

　　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副厅长、广西医师协会会长韦波说，任何人都不想生病，病人心理本来就比较压抑、焦躁，在看病时如果碰到医生、护士的态度不冷不热，或者摊上大大小小的医疗事故，出现情绪冲动是可以理解的。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医生或护士，应当充分理解和同情患者及家属的心情，但我们坚决反对一部分人辱骂甚至殴打医生的做法。”他说，“中国是一个法制社会，打骂不能解决问题。如果医生、护士做得不对，患者完全可以通过制度或者法律途径来寻求解决。”

　　医生、护士要讲医德，其实患者也要有“就医之德”。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基层妇幼保健处处长陈荔丽曾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她出特约专家门诊，饿着肚子加班到了中午1点半，这时几个没有挂特约号的病人来到诊室。她请病人等她先吃完饭再接着看病，孰料其中一位病人竟然冷冷地说：“当医生的怎么能这样啊？”她当时感觉非常寒心。

　　在有些医院，如果病人由于各种原因逃避付费，相关的医务人员也要受到经济处罚，甚至影响年度考核、评优等。广西江滨医院心血管内一科主任医师段小嬿告诉记者，医院实行“首诊负责制”后，医生即要看病，还要追债。如果病人出现欠费或者是逃避缴费的情况，首诊医生就要被扣奖金。

　　前不久，南宁市第五人民医院刚送走了一位特殊的病人：1999年，一位流浪在南宁街头的四川籍民工出现意识混乱，派出所民警发现后将其送到第五医院救治。由于病人身无分文，他的家人答应来南宁处理有关事宜，但却始终没有来。这位民工在医院一直住了近6年时间，最后病情明显好转才离去；而在此期间医院方面花费了近10万元。“打电话到他家里，家里人说不要他了。我们很无奈，毕竟我们不是慈善机构。”院长谢炎说。

　　“病人病情严重甚至生命垂危被送到医院，医生能见死不救吗？在不少紧急情况下，医生根本无法保证病人的治疗费用及时到位。但患者或其家属不讲‘就医之德’，这对于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医生来说，确实是很让人伤心的事情。”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赵劲民说。

　　医药费用高并不尽是医院之过

　　我国目前有大约220万名医生；医疗卫生费用支出占世界医疗卫生费用总支出的约3%，但为占世界22%的人口提供了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基本解决了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医疗卫生问题，这是十分了不起的成绩。但另一方面，百姓“看病贵”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其中也不乏医院违规收费的情况。

　　根据国家审计署2005年6月底公布的2004年对医院财务收支状况的审计结果：卫生部及北京市所属10家医院2003年平均每门诊人次收费比上年增长8.8%；每病床日平均收费增长10.9%；审计抽查10家医院2003年至2004年8月的部分医疗收费项目，发现违规向患者多收费1127万元。

　　韦波副厅长说，“目前医院的收费除了少数的确存在乱收费外，绝大部分收费其实都是经过物价部门审核过的，比如医院在药品费用上允许有10%-15%的获利，因此老百姓看病贵的问题不应由医院单方面承担责任。”

　　韦波说，我国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不应以营利为目的，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但每年所能得到的政府财政补贴大概只占到医院总支出的10%到15%。我国目前每年医疗费用社会总支出大约是6000亿元，如果医院在药品上没有一点提成，那么国家财政将需要给医院更多的补贴，起码要达到上千亿元，这对政府来说将成为巨大的负担。

　　广西某大医院的一位负责人说，“我们医院每年支出约5亿元，而财政每年补助的只有1900万元左右，这么大的医院靠什么养活？怎么正常运转？医院要生存，就必须自己找出路，这个出路主要就是药品、诊疗收费。在目前技术性收费不高的情况下，以药养医是普遍现象。”

　　环境因素也使医院的运营成本不断增加。一位医院负责人透露，他们每年用于对社会闲杂人等、突发事故等实施紧急医疗救助的开支有近千万元，但政府财政没有为此多给一分钱；医院救护车过路过桥也同样要缴费；更难理解的是，质检部门来医院检查X光机，每台机器几个人看一个小时，就要收费3万元；如果医院有十台、二十台，仅质检费用就相当可观。

　　处理医疗事故中的“举证倒置”原则，也将医院、医生置于十分不利的境地。在广西的医院中也出现过为骨折病人检查艾滋病、乙肝，为头部受到磕碰病人做核磁共振等遭到质疑的事情，但从“举证倒置”来看，医院这样操作也不是没有道理；而对病人来说，检查费用自然也随之水涨船高。

　　目前，民众的医疗消费观念十分复杂。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不久前曾就医疗收费问题进行过一次民意调查，发现竟有34.6%和65.2%的人认为门诊挂号费和专家挂号费偏高。专家分析认为,这与我们长期不重视知识价值、不重视技术型劳动有很大的关系。记者在一些著名的大医院调查时发现，普通挂号费一般都在3元左右，而专家号一般也控制在7元上下，这在病人的全部医疗支出中只占很少一部分。医院普遍反映，技术性收费标准偏低，甚至十几年都没有什么变化，

　　与此同时，患者就医也有“趋高性”。广西工人医院院长葛宪民分析说，“如果挂号费是3元，而医生只开出1元钱的药，患者可能就觉得很不正常。同样能治好病的两家医院，大病患者只要有条件，总是争取去条件好、收费高一点的医院，似乎只有这样患者心里才踏实。这样一来，总体医疗费用开支就会不断增长。”

　　医生们也需要保护

　　中国培养一名医师很不容易。一般来说，医学专业的毕业生要经过临床锻炼10年以后才能初步成熟，15年后才能够基本成型、开始独挡一面，而且还要考虑综合因素，比如动手动脑能力，团结协作精神，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当医生。因此这支队伍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珍惜。

　　医护人员因为经常处于带菌的环境中，本身也是健康高危人群。广西江滨医院心血管内一科主任医师段小嬿对记者说。 “我原来身体是很好的，但从1998年以来，我几乎每抢救一位病人都要生一次病，感冒、发烧等小毛病不断，”据她介绍说，内一科有一段时间接连收治了几名感冒发烧的病人，然后有四、五名医护人员“集体感冒”，接着他们家中的三、四个小孩也被传染。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赵劲民透露说，他们医院的职工每两年体检一次，现在几乎所有医生都处于亚健康状态。他们不仅仅是因长期与疾病打交道而存在被传染的危险，一些医生反映，由于他们的工作跟老百姓的身心健康甚至生命安全直接挂钩，在他们的心理上时刻面临着三重压力：

　　一是终身学习的压力。我国一些比较有实力的大医院是人才高度集中的地方，硕士、博士头衔很常见，教授、博导也很多。这使医学专业的毕业生一进医院就发现环境压力巨大，通常会感到不读研究生就跟不上形势，因此医生始终处于一个必须学习提高的环境中，一不小心就会落伍。

　　二是存在医疗事故风险的压力。医学科学的发展是无穷尽的，很多医疗领域也在进一步探讨中。而另一方面，人的认知能力只能是渐进的，在技术上也没有止境。拿普通的外科手术来说，由于始终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再高明的医生都无法保证不出任何问题。

　　三是职业相关的心理和身体压力。对医务工作者来说，既有脑力方面的要求，也有体力方面的要求。有时为了抢救病人，主刀医师得连续站立工作十多个小时，期间还要充分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医学知识，无疑相当劳累。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一位产科主任已经是教授了，白天上班不算，几乎每星期还要上两三次夜班，其劳动强度之大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近几年来，因为医患纠纷或医疗事故引发了不少巨额赔偿案件，在绝大多数案件里，患者都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弱者”，有的申请赔偿额高达两三百万元。一些医生反映，“举证倒置”在客观上可能使医患关系更加紧张。而《病历书写与基本规范》(试行方案)里的“知情同意”原则也让医生感到棘手：究竟应如何判断患者是不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如果靠科学，也许要经过精神病科长时间的观察才能作出结论。目前医患双方对此无法定论，很容易引起纠纷。

　　“虽然有执业医师法，但并没得到社会的重视和认可，近年来虽然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对技术流程、行业道德、收费标准等方面内容进行了规范，但医生却感到很无助，因为没有什么法律法规能够真正保护医生的利益。”赵劲民说。

　　赵劲民了解到，现在一些患者用来防医生的“高招”迭出：他们来看门诊时甚至带着录音笔、摄像机，将医生的一举一动都记录下来，好像要随时准备跟医生算账。赵劲民说，“医生是敌人吗？在这样的环境下医生怎么能够专心工作？”

　　韦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指出，“绝大多数医生护士都是好的，没有了眼前这批医生护士，我们的生活会怎样呢？”他认为，社会应该对医生予以宽容、理解和支持。紧张的医患关系影响到医生执业心态的稳定和工作的积极性。‘看病难’、‘看病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把一切责任推到医生身上；也不能因过渡阶段的体制问题牺牲一代医生的整体利益。”(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