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勇
一起普通的医疗损害案，由于博弈双方力量的悬殊，从而成为一场延续9年的马拉松式诉讼。其间，先后有71人次的人大代表质询该案的判决，先后有多位法学专家、医学专家、律师为受害者鸣冤，质疑判决过程中的种种不公现象。这就是轰动全国的医疗损害赔偿案———陈子菁诉安徽省立医院人身损害赔偿一案。直至2月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就此案判决
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疑点重重的案情才终于显露真相大白的希望。（《民主与法制时报》3月5日）
这里所说的“左拉”是1897年的法国作家左拉。1894年，法国年轻的犹太军官德雷福斯蒙冤入狱，当真相大白后，为了所谓的“威望”，为了避免暴露当初的“武断”，也为了迎合当时社会上普遍的反犹太主义思潮，官方将错就错，把德雷福斯终生流放撒旦岛。1897年，作家左拉获悉真相后，毅然挺身而出为德雷福斯鸣冤叫屈，以《我控诉》等一系列文章唤起各界对真相和正义的普遍追问，直至12年后德雷福斯最终获得平反。由此，左拉成为代表良知和正义的道德象征。
其实，不仅是19世纪的法国，中国也从来不匮乏“左拉”式的人物。在“陈子菁诉讼案”里，抛弃了犬儒主义的“左拉”们比比皆是。当法院在审理和判决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等错误，当民事裁决过程中用“无过错补偿使受害人祖母息诉”时，法学专家、律师、医学专家、人大代表纷纷站出来。和一百多年前法国的左拉相比，此时我们的“左拉”似乎更有力量，他们此起彼伏的呼吁、质询，按理应当很容易让真相早日大白于天下的。然而，我们错了，这样一群颇具影响力的“左拉”们不断地努力，却丝毫没有改变一起疑点重重案件的最后结果。直到现在，最高检的介入，才使这起轰动全国的官司有了柳暗花明的转机。在长达9年的诉讼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有一群“左拉”的拍案而起，更看到制度救济、纠错功能的缺失，正是后者的“寂寞”，让那些“左拉”们的呼声仿佛遁入黑洞，化为乌有。
几年前，曾有杂文家将“左拉”称为“寂寞的”，我以为，我们从不缺少良心胜过才华、勇气胜过权势的“左拉”，真正寂寞的是———制度上的某些缺憾让正义找不到一步步实现的渠道。
如果在两种寂寞中选择一个，我宁可要“决不寂寞”的制度，而不要“寂寞的左拉”，因为只要制度“不寂寞”，人人都可以成为“左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