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常规罚款外，应将城市富人名人超生现象，记入企业或个人诚信体系。”3月4日，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家计生委副主任杨魁孚接受记者采访时说。（3月5日《新京报》：《富人超生应纳入诚信监督》
针对富人名人超生情况较多的现状，杨魁孚认为，除罚款外，最好尽快建立企业或个人诚信体系，把这些人群的超生，和企业信誉度、个人诚信度挂钩；同时，计生、劳动保
障、税务等相关部门应加强协调配合，作好计划生育信息的通报和社会抚养费征收工作;各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要做好对所属人员的宣传教育工作。记入诚信体系外，还可对企业进行诸如贷款等限制。
应该说，用诚信监督来制约“名人”、“富人”，防止其超生带来人口出生“两极分化”情况，以及造成社会局部的一些不和谐因素，是个新思路，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然而，撇开法律的强制力，期待道德的力量约束超生，恐怕难遂人愿。
富人、名人之所以热衷于超生，原因主要有三：其一，在教育、医疗开支增大、就业困难的情况下，普通百姓养育一个孩子都显得力不从心，对富人、名人来说，养两个或几个孩子根本不成问题，因为他们不缺钱，有足够的负担能力。其二，现有法律处罚太轻。按照《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规定，超生要缴纳社会抚养费，逾期缴纳的，加收滞纳金;国家工作人员超生的，还要受行政处分，其它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组织给予纪律处分。对个体老板、私营业主，所谓法律责任便只剩下缴纳社会抚养费即罚款了。过去，超生罚款最高曾罚到四五十万，现在比较规范，一般罚款几万，这点小钱，财大气粗的富人、名人根本不放在眼里。其三，优越感、虚荣心的自我满足。一些富人、名人腰包鼓了，便飘飘然起来，向往过去地主、资本家乃至皇帝的腐朽、堕落生活，“包二奶”，甚至搞“三妻四妾”。老婆一多，孩子便多，在“多妻多子”的生活氛围中，其成功感无限膨胀，优越感、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
当超生现象成为富人、名人圈的一种追求与“时尚”时，将其记入企业或个人的诚信体系，对他们来说恐怕不仅不是耻辱，反而是一种荣耀，孩子生得越多，说明他越有“本事”——传宗接代的本事大，钱多养得起、罚得起，他还怕啥？至于计生信息通报后，有关部门上门征收社会抚养费，那区区几万元的罚款富人、名人早就准备好了，钞票直接点给你就是了。宣传教育嘛，向来都不是万能的，特别是对于那些非法致富者——其中，钻政策空子，掠夺国家资源暴富者有之;偷逃国家税收致富者有之;借国企改制掠夺国有资产一夜暴富者有之;利用股市信息不对称及手中权力，坑害股民，发股市财的有之;贪污受贿达到富裕的，也不乏其人。靠非法手段发家致富者，心狠手辣，鲜廉寡耻，让他们讲诚信讲道德只能是对牛谈琴。另外，对企业进行诸如贷款等限制也不现实，离开富人这棵“摇钱树”，银行的很大一部分资金贷不出去，靠什么赚钱吃饭？把计划生育的配合义务强加到银行身上，与其商业机构的性质不相符，也有悖市场经济法则，缺乏法理依据，实践中难以落实。总之，靠诚信监督管富人超生，悬！
时值“两会”召开，作为普通公民，笔者为治理富人名人超生问题提两点建议。一是避免“黄鳝泥鳅一般长”，对超生罚款实行区别对待。普通百姓承担的社会责任低，其超生只罚几万元;富人、名人的财富归根结底来自社会，应承担与其财富相一致的社会责任，超生罚款应按其财富的比例计算，罚得他心疼，看他在不在乎。二是加大惩处力度，给予行政乃至刑事处罚。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尤需铁腕治理。对超生者，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光有软绵绵的罚款远远不够，应修改相关法律，进行行政、刑事处罚。打击力度大了，违法生育的成本高了，超生者包括富人名人自然会掂量掂量后果，谁愿意蹲号子呀？
治理富人超生，道德的作用相当有限。对此，法律不该成为“软柿子”，是该抡起“大棒子”了。
作者：曹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