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伟智作品集“两会”上，许多文艺界委员批评了演艺作品“贴近得奖”而拒绝市场的怪现象。王兴东委员说得辛辣，某些得奖作品大都有个特点：“政府是投资主体、领导是基本观众、得奖是根本目的、仓库是最终归宿。”
如此一来，即便你是皇皇巨制，却“养在深闺人未识”，欲论给与民众的娱乐、教育作用，微乎其微矣。
发挥作用，于是就轮到貌似灰头土脸的民间艺人了。叶少兰委员说得实在：“拿京剧领域来说，现在真正贴近群众的是一些县乡小剧团，他们创作的初衷不是为了得奖，而是为了生存争取观众，多演一场是一场，可以说正是这些不得奖的节目维持着最基层的文化演出市场。”虽然人家得不到奖，但他们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水银泄地般无孔不入，结果是赢得了喝彩，得到了观众，发挥了艺术应有的作用，可不是吹的。
巧了，恰好《解放日报》记者采访沪上滑稽笑星，请他们分析“蔡嘎亮现象”。北京有个郭德纲，上海有个蔡嘎亮，如今都走红。人家名气小，那本事可大，滑稽演员童双春指出：“一个演员要能保证一个场子里的300个位置365天都能客满，而且让观众心甘情愿掏钱来看，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自然，蔡嘎亮们的本事也非天生，而实在是渊源有自。喜剧艺术家严顺开认为，“人一旦面对生存竞争的时候，往往能逼迫自己比别人加倍地努力。你们可别小看了北京的天桥把式，上海城隍庙的把戏，越是这种地方闯出来的人越明白观众到底爱看什么。而我们现在的演员动不动就是大剧院，要知道舞台高了，和观众的距离也远了，说不定哪天就被那些草根艺人比下去了。”
话说得不客气，却是苦口良药。现在很多官办剧团，困难重重，据云有的连排演费用都难凑齐了。人员素质是优秀的，名气也很大，就是压力小，轻飘飘的，使不出劲儿来。久而久之，人家“草根”派便赶上来了，凌驾其上了。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举出过一个很有名的对比：“想当年，一个小小的''香玉剧社''，靠常香玉带领一帮艺员，走街串巷演出，可以用自己挣的钱，捐献给国家买一架飞机；可现在一个机构完善、人员庞大、阵容整齐的豫剧院、豫剧团却到了无钱排戏、无钱演戏的地步，不要说捐钱买飞机了，就连发工资都困难。”
市场很无情，很厉害。它好有一比，就似狠心爹娘。君不见，山岭上的母狮竟是要将恋恋不舍的幼狮推下去，逼他学会觅食的。从当年的常香玉到今天的蔡嘎亮们，哪里观众需要就到那里去，走街串巷，晓行夜宿，餐风沐雨，都是家常便饭。什么宠爱、溺爱，什么领导接见，宾馆豪宴，疗养休假，职称授予，想都别想。结果呢，道是无情却有情，艰难困苦育人才。经过时间的无情淘汰，其中部分佼佼者如蔡嘎亮们脱颖而出，具备了办事业的经济头脑，学会了揣测观众的心理，积累了丰硕的创作成果，最后也就有了赫赫名声和滚滚财源。
所以，作为“狠心爹娘”的市场机制，其实是不可怕，倒是成才的必由之路。可怕的还是大锅饭体制，实属“温情爹娘”，抚之翼之、袒之护之的结局已经屡屡显示。反正干好干坏基本一个样，即使到后来吃不好了，也毕竟保证饿不了，四时八节还可以“争一争，加点钱”。体制的温情，溺爱的效应，使得某些艺术人才有点像那只落在慢慢升温的水锅里的青蛙，让它看不到险情正在加剧。最终，不仅在业务上难以提高，势必同时在收入上落伍。
还是该早些让多数演艺团体走向市场，迎受生存竞争的磨练，在面向市场、面向群众、自己创业的过程中求生存、求发展。“市场经济”从观念的确立到体制的支持，是新时期以来的历史趋向。文化体制改革，正合乎这一大趋向。以往由政府包揽，游离于市场经济体制之外，致使文化发展缺乏活力和竞争力。当今演艺界，必然要在正确思想指导下，通过“市场”的调节去获得“经济”的效益，谋求生存和发展。
从这个角度说，拥有狠心爹娘真是幸事。蔡嘎亮们的走红，向我们昭示着这一点。
作者：闻纪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