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第二波”

　　本报评论员 王梓　

　　3月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参加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胡锦涛指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由此，去年下半年以来关于改革成败得失的争论一锤定音。对于这场争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评价说，经济学界正在面临20多年来最大的学术分歧。

　　反思改革

　　发生在2005年7月的三件事，可以看作反思改革思潮的例证。

　　2005年7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刘国光，就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看法。

　　2005年7月28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葛延风接受某媒体专访时说：“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

　　2005年7月29日，顾雏军从上海飞北京，在首都机场被广东省公安人员带回接受审查。

　　顾雏军被抓令人们不由联想到之前持续一年之久的郎顾之争。2004年8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炮轰”顾雏军，引发了关于国有资产改革和流失问题的大讨论，由“郎顾之争”到“张郎之争”、“周郎之争”，整个经济学界面对“失语”的质疑迅速卷入争论，引起整个社会对国资流失问题的广泛关注。顾的落马使得论争的天平发生了倾斜，郎咸平有了以胜利者自居的当然资本，同时宣布胜利的，当然还有他的“国资流失论”。

　　“医改报告”宣布

　　刘国光的文章矛头直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他提出，现代西方经济学整体上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的中国并由此涉及经济学教育的单轨和双轨、领导权等问题，在体制内引起不小的反响。

　　一系列事件直接导致2005年对改革的反思。去年，股权分置改革、银行改革、

　　如果说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讨论在于姓“社”姓“资”、是否进行改革、是否推进市场经济制度，那么，现在则面临坚持怎样的改革方向和建立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制度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改革不可动摇》应运而生。

　　第一波：改革与开放推动市场化

　　2006年初，《财经》杂志发表皇甫平的《改革不可动摇》一文，文章认为，“一切改革中遭遇的问题，应当依靠深化改革来解决”。文章通过网络的二次传播，引起轩然大波，并很快形成正反两派意见。

　　文章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大的关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皇甫平”三字。1991年初，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以此署名在《解放日报》连续发表四篇评论，在当时“姓社姓资”大讨论中一鸣惊人。

　　次年初，邓小平南巡系列讲话一举回应了所有否定改革的言论。邓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姓社姓资”的判断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同时提出了“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构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很快得以确立。这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迅速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0年代初的争论，可以理解为中国现代化思潮“第一波”的延续。中国的现代化的思虑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它始于“五四”，实践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

　　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给“两个凡是”的方针以致命的打击，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当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进一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明确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就历史意义而言，这次会议被称为“社会主义时期的遵义会议”。

　　改革与开放从此成为关系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两个核心命题。从农村改革的局部破题到城市国企改革的全面推进，由经济特区、经济开放区到最终“入世”，改革开放大步前进。1990年代初对改革的质疑，唯一的结果就是改革开放的加速推进。这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1980年代视野开阔的讨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此后延续的现代化“第一波”思潮开辟了足够的空间。

　　1990年代与市场经济大潮平行的，是一个所谓“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年代，那个年代大量的西方文献译介以及一批“海归”在经济舞台上大展身手的现实，导致了学术界各类观点的碰撞。

　　市场化改革的压力

　　进入21世纪，渐进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民营企业正在成为经济的主体，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已经先富起来。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使得中国以更快的速度接轨到经济全球化体系，入世的成功进一步推进了这一过程，也从此彻底阻断了改革、开放的回头路。中国面临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中国的经济也在迅速崛起。2005年一个世界性的事件是“中国热”，崛起的中国举世瞩目。从应对与欧美的贸易摩擦、人民币升值压力等事件的反应上，我们可以清晰发现一个自主中国的形象，开放的中国正在从对世界经济体系的参与者变为世界游戏规则的重要制定者。

　　与此同时，崛起的中国正面临内外的双重压力。

　　内部而言，正如吴敬琏概括的，改革尚面临四大缺陷：第一，各级政府仍然保持着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力；第二，现代市场经济正常运转所必须的法治环境迟迟未能建立；第三，政府必须提供的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不但没有加强相反有削弱的趋势；最后，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体制相适应的粗放增长方式也难于向集约增长方式转变。由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行政腐败扩散等造成的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并引起了部分群众对现实生活中消极现象的强烈不满。

　　外部而言，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增加和国有银行股改引入外资等行为都引发了经济安全的忧虑，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令中国不得不正视能源、金融等领域蕴含的经济安全危机。

　　中国的市场经济也正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是国内市场化改革的反思潮流，另一方面是中国入世后的最大难题，市场经济地位迟迟得不到欧美的认可。

　　应对内外的压力，中国需要以“国家理由”为经济政策的终极价值标准。我们不必纠缠于“左”和“右”，也不必在意于“东”和“西”，我们需要更多的关注“向上生长的力量”；我们没有理由沉缅于经济崛起的虚荣，也不必困惑于史无前例的高度贸易依存和巨大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我们需要坚持国家的权力和利益。

　　在这波以网络为主要助推途径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民间已经与政策层面产生了良性的互动，2006年，医疗、教育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方案相继出台。在3月6日的讲话中，胡锦涛强调，要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同时注重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改革兼顾到各方面、照顾到各方面关切，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要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着力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优化引进外资结构，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同时注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第二波：转轨中国的“二次革命”

　　改革“涉入深水区”，入世进入后过渡期，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的成本正在凸显。

　　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困境，新一届领导层确立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原则，并迅速推出了经济和社会转型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政府职能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力度”等一系列崭新的执政思路，都反映了执政党本身目标在与时俱进。

　　我们也同时看到，投融资改革一直难有实质性的推进、增值税改革和企业所得税法两法合并改革停滞不前、国有资产改革因缺乏足够的透明度而大量流失，改革攻坚面临重重阻力，改革已不能再等待“蛋糕做大”后的“补偿”。

　　上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在“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年会上指出，“中国的改革已进入利益格局调整的新阶段，我们必须承认不同的利益层次和利益集团的存在。”这种格局下，我们不能说改革的共识已经消失，但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举步维艰。

　　正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指出的，行政性资源配置中的权力市场化是社会财富占有和分配不公的最主要因素，其负面影响要远远大于市场调节机制本身的缺陷和社会调节机制的不完善，而且还使后者产生严重扭曲。权力作为个人或群体的资源参与市场化，本质上是对社会财富的瓜分，它在形成少数“暴富”阶层的同时，不但侵犯了他人创造社会财富的收益，而且减少了社会可支配的经济资源，削弱了社会调节贫富差距的能力，加剧了经济转轨期社会的利益关系失衡。

　　反思改革要求改革思路的变化，深化改革面临现有利益格局的调整。以证券市场为例，最初以解决国企融资困境为目的的改革取向正在得到纠正，股权分置改革涉及流通股和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也涉及到国资委为代表的国家利益与股民为代表的民众利益的平衡。通过深化改革达到对利益配置的调整，资本市场可以成为先行者。利益的调整又谈何容易，牵涉各方切身利益的改革已经开始倒逼体制转型，这将是中国应对“第二波”思潮的最佳选择。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献田关于“《物权法》草案违宪、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一封网络公开信使得难产的《物权法》草案延期审议表决。对此，需要强调的是，无论如何都需要建立“好的市场制度”，需要完善市场经济的法制基础。渐进改革已经到了深化体制改革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