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之
汪春兰代表、李主其代表、石四箴委员都提出了惩治学术腐败必须推动立法的建议。以法律来约束学术腐败，是一种后发性的威慑性的约束，但是倘若如果现行的学术评价和认证机制不更改的话，依然以论文数量、科研成果为导向的话，学术造假恐怕法律也会力有所不逮。
我的一个担忧是，法律是刚性的，而学术则有着很大的自由的空间，法律讲究的是“无规矩不成方圆”，学术却是需要打破一些固有范式，以实现学术创新。而没有学术自由的学术创新最有可能导致自欺欺人的虚假学术繁荣。你不可能设想，先验性地设定一个规矩，你按照这个规矩来操作就是创新，否则就是不尊重科学。如果事先能够按照某个规矩或者指导思想就能有超越性的创新，那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也就不需要存在了。
出现学术腐败后，以法律来惩处之，是对症下药，但仍需要分析原因，否则，纯粹靠威慑，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不少学术腐败并非完全是个人主动行为，一大根源在于现有的评价体制是急功近利的成果指向型的。由于个人学术命运和待遇都和学术成果连接在一块，所以许多人迫切需要出成果。而正如田静委员所说，科学需要“发愣”，如果疲于出成果，疲于为出成果而四处造假或者公关，那么腐败就在所难免了。
学术理应有一个宽松和自由的环境，废除掉那种唯成果是从的学界政绩观，给予学者和科研者以能坐冷板凳的时间，注重他们从事研究的过程的钻研精神，而不是命令式的必须拿出什么成绩来，这才能可能导致有超越性的成果出现。否则，把爱因斯坦放到我们的现行学术评价和激励机制下，那也充其量在国内混混日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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