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务之急是要制定经济法

　　在200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了全面免除农业税，加大政府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动员全社会力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面对这个造福于广大农村居民的宏大战略举措，人们有理由欢欣鼓舞。

　　但是，政府支持农民、农业、农村发展的各项政策，都必须通过各级权力机关加以

落实。如何防止庞大的新农村建设资金不会在调拨中发生损耗，是摆在所有决策者面前的重要难题。在笔者看来，只有加强经济立法，增加政府在经济调控和经济干预中的透明度，才能减少政策损耗，最大程度地支持农民、农业和农村发展。

　　不少学者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自主决策的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制定自由竞争的民商法。从理论上来说，这是对的。但是，这种理论忽视了我国资源主要掌握在政府手中的国情。在政府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约束的情况下，民商法很难发挥作用。

　　当前中国立法的重心，应当放在控制政府的权力上面。事实上，由于我国半个世纪积累的资产主要集中体现在国有资产上，政府代表全体公民行使所有权。如果不从根本上约束政府在国有资产控制方面的权利，那么，以国有资产的形式存在的全民财产很可能被少数人变为私有财产。

　　中国的经济法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必须赋予各级政府官员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继续主导中国改革的权力；另一方面又必须时刻控制政府的权力，防止政府滥用存量资产，或者对经济生活进行不适当的干预。

　　中央政府加大对农民、农业、农村的财政投入，其实是公共产品配置中的法律问题。从理论上来说，经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批准，各级政府机关都有权进行公共产品资源的配置。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入，其实是为了弥补我国半个世纪以来在公共产品配置上对农村的欠账，这是一种公共产品使用权的再分配。如果认识到了这一点，那么，就应该在公共产品使用权方面，制定更加详细的法律规定。

　　民法学者将国家分为财产所有人与管理人，并且认为作为国有财产的所有人，国家应该与其他的民事主体享有同等的权利，承担同样的义务。这是一种纸上谈兵。按照公司法中国有独资的规定，某些国有独资企业可以行使出资人的部分权利。这样的制度设计，极容易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只有加大对政府经济调控权和财政支配权的控制，才有可能从根本上保护公民的经济利益。

　　我国经济法既要保护全体中国人辛苦积累下来的存量资产，同时又要督促政府授权经营存量资产。每一个公民，不仅拥有民法中所规定的财产权和人身权，而且拥有社员权和公共产品的使用权。社员权不仅仅是公民权，公民权是一个宪法概念，而社员权则是经济法上的一个公共产品配置的权利。它不同于公司法中的投资社员权，也不同于合作组织内部的社员权，而是基于公共产品配置所产生的一种“集体性”权利。小到一个城市的社区，大到一个国家，只要存在公共产品的配置问题，就必须首先满足社区居民的社员权。在公共产品的配置方面，政府只是掌勺人，它不能充当所有权人，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管理人，而是担负着公共产品配置的执行人。

　　经济法在明确社员权的基础上，通过对公共产品使用权的配置，约束政府的行政行为，防止政府在公共产品的配置上谋取部门利益，确保国有资产不会在改革的过程中流失或者变相流失。

　　可以说，当前我国在民商立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都源于对中国国情认识不足。如果只强调平等保护，而没有看到公权力扩张的势头，没有注意到国有资产经营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那么，我们制定的法律不但不能保护公民的“集体性”财产，而且可能会在财产交易过程中，出现新的不公。

　　在保护国有财产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一个法律部门能够置之度外。民商法在规定国有财产的时候，必须强调国家豁免的原则，必须为经济法约束政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