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国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25周年。1981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规定“凡是条件具备的地方，年满十一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除老弱病残者外，因地制宜，每人每年义务植树三至五棵，或者完成相应劳动量的育苗、管护和其他绿化任务”。
据最新发布的《2005年中国国土绿化状况公报》，去年我国的国土绿化取得了新的
成绩，全国有5.4亿人次参加义务植树，植树22.3亿株，新建义务植树基地1.4万余个。然而，义务植树的尽责率还比较低，目前我国年满11周岁的适龄公民的尽责率只有46%，即每年有4亿多适龄公民未尽植树义务。北京市“十五”期间，适龄公民义务植树尽责率为70%，按北京市有800万适龄公民计算，每年约有200万人未尽植树义务。
对此，不能简单认为是公民的环境意识、绿化意识过低，而应当做更深入的解读。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了清明前后漫山遍野、人山人海大规模植树的热闹场面，而且主要是由单位组织、公款“埋单”。
在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开展之初，这种群众性的植树绿化活动对宣传和普及绿化意识，无疑具有很大的作用；但是今天审视这一做法，在一些方面是需要总结和改善的。
城市绿化与国土绿化很不相同。在城市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城市绿化受重视程度很高，有专门队伍和充足的经费；而国土绿化的责任主体是国营林场和农民，如何真正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最重要的是建立有利于绿化的利益机制。几年前，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就曾提出，发展我国绿化事业的基本思路是要建立一种利益驱动的工作机制，“只要有利于绿，绿得多、绿得快、绿得好，各种方法都可以探索和试验”。这就是一个特定的问题。
另一方面，是如何提高全民植树绿化的实效。植树是一项高度专业性的工作。种过树的人都知道，对树木的管护重于种植，约占70%以上的比重。在降雨量较小的干旱半干旱地区、以及在荒地和山地，植树技术是否过关，对树木能否成活十分重要，如是否刨出足够大的坑、是否将填土踏紧踏实、是否浇水或有降雨。非专业的群众性大军团作战，植树的质量往往不容易得到保证。群众性植树时间过于集中，也造成组织、管理方面的实际问题。多年来，我们对种植树木的数量更为关注，而缺乏关于群众性植树的存活率的统计。事实上，在很多地方，年年植树不见绿的情况并不罕见，其原因和教训是值得认真总结的。随着绿化程度的提高，以往比较方便群众植树的公路附近、风景区均已绿化；而在更为偏远的荒山、荒地植树，由于路途遥远，条件艰险，劳动强度大，非专业人员往往更难以实现。
和25年前相比，我国绿化的情况、问题、需求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人已经脱离了传统意义的“单位”，大量的私企和外资企业则没有相应的绿化组织。因此，有必要从现实出发，探讨新形势下全民义务植树的新方法和新途径。例如在城市地区，是否可以将重心由种树转向管护，把养护树木作为重要的参与途径？是否可以把捐款委托专业人员养护树木的“认养”，也作为一种参与途径？在机关和企业推广“减纸抵树”，在中小学和青少年中推行教科书循环使用，确定相应的评价指标，能否成为义务植树实现形式的新拓展？建议能就此开展讨论，群策群力，建立在新形势下开展全民绿化植树的新机制、新方法。
□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自然之友”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