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圣祥
合肥市瑶海区法院对一起交通事故赔偿案件进行调解，对来自农村的事故受害人按照城镇居民生活标准计算赔偿标准，首次实现农村人与城镇人“同命同价”。
这一“同命同价”的赔偿结果，得益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的最新指导意见：“农村户口的未成年人在城镇上学、生活的，人身损害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按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农村居民能提供在城镇的合法暂住证明，在城镇有相对固定的工作和收入，已连续居住、生活满一年的，人身损害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按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
回想起最近曝光的多起“同命不同价”事件，“同命同价”的个案结果令人欣慰；但是，侥幸于“程度的变通”而不是矫正于“性质的确认”的“同命同价”，显然又有些脆弱。毋庸置疑，“变通”的“同命同价”依然是建立在对“人命价值在于主人身份”的认定前提之上；只不过，原先简单的城乡户口身份之别被重新划分为三份———城镇人、农村人以及生活于城镇并符合一系列条件的农村人。
把一小部分生活于城镇并符合一系列条件的农村人分离出来，实现与城镇人口的“同命同价”，也许可以避免让“同命不同价”在同一起不幸事件中最直接而醒目地呈现，却对更广阔范围内的“同命不同价”现状没有改观。某种程度上，这种“变通”
的“同命同价”仅仅是缩小了一点歧视范围，对“人命”等级化和“人命”交易化的坚守依然未变。
必须认识到，“同命”是生命意义上的天赋平等，而不是身份确认上的人为划分。换言之，“同命”与身份划分无关，与群己界限无关，“同命”不是一个程度问题，而只是一个“性质”问题———只存在平等与不平等，不涉及“谁与谁平等”、“多大程度上平等”。
基于这样的简单共识，能够推演出很多朴素的结论：人命是不存在等级的，更与其所依附的肉身躯体之社会身份无关；人命是无价的，任何高额赔偿之于人命的可贵，都只是微不足道的“补偿”而已，只能适用当前的最高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