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别墅拷问基层政府角色定位

　　近段时间，有关农村别墅的新闻不时闯进我们的视野：四川省绵阳市日新村小区农民负债住豪华别墅，为三餐发愁；福建省漳州市西坑村举债建山区别墅，村民闹心；吉林省桦甸市八道河子镇农民住欧式豪华别墅区，负担不起纷纷搬出……

　　农民能住进别墅本是好事，之所以不被农民认可，就在于这都不是农民自己的意愿，而是一些地方官员“强为民做主”的产物。正如有批评者所指出的，在“政绩冲动”的驱

使下，农村别墅无疑是当地某些政府领导的“政绩牌坊”，建别墅、树典型就成了眼下一些地方“新农村建设”的当然“路径”。在笔者看来，这种“路径”正是基层政府角色错位的结果。

　　对于政府权力的定位，随着我们法治建设进程的推进，建设服务政府、有限政府已经成为了人们的共识。这是由于权力的角色定位决定的，政府的权力从根本上是属于人民的，这在我国的宪法中，以及政府的根本原则中有了深刻的体现。所以，既然是人民的政府、人民的权力就应当为民服务。后农业税时代，基层政府的定位是“服务型政府”，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作为基层政府官员，也应该做农民发展的伙伴，以为农民提供服务为己任。因而，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该做哪些事是本应由农民自己来回答的。可让人遗憾的是，我们往往听不到最有发言权的农民的声音，只有政府一厢情愿的、独断专横的大包大揽，农村

　　究其原因，长期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制均属于“资源汲取型”，整个国家的治理体制服从和服务于向农村汲取资源，以农业哺育工业，以乡村支持城市。因而，基层干部的工作习惯是向上看，根据“上面”的要求开展工作，对下的重点就主要是管理，具体工作内容就是所谓的“要钱、要粮、要命”。在长期的固定行动模式中，基层政府成为一种管理型政府——下级对上级的意见只能是绝对服从，否则乌纱帽难保；基层干部形成了一种权威型人格——自上而下拥有绝对权力而无相应的义务，由下而上只有绝对的义务而无相应的权利。

　　于是，在这种体制下，农民缺乏真正属于自己利益的代言人，在面对基层政府时，往往缺乏话语权，完全处于一种被动的弱势地位。这样，农民对基层政府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正常的监督方式，以至政府的逼民就范行为总是逍遥法外，脱离实际的农村别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也就不难理解了。

　　逼民就范，不从实际上考虑民众的真正需求，很可能使好的政策流于形式，甚至走向反面。农村别墅的尴尬再次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它也再次提醒我们，不去除基层政府官员权威型人格，政府向服务型转变就可能是天方夜谭。而这个转变不完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恐怕也只能是个美好的口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