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胡润“2006中国慈善家排行榜”在京公布。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以2．33亿元的捐赠，在百名慈善家排名中位列第五，成为中国最慷慨的慈善家之一。然而，这位慈善家最近却碰到了麻烦：吉利决定拿出5000万元资助1000名品学兼优的寒门学子完成大学学业。掏钱不难，难的是还得花更高成本找到1000位名实相符的受助人。因为他们上过当：“穷孩子”摇身一变，原来是当地领导之子。对于今年寻找贫困生的成本，按照浙江吉利技师学院副院长席德尧的估计，在200万元以上。（4月16日《人民日报-华东新闻》）
这个估计是在该院以往寻找受助人的经验得出的，去年他们千里寻访并最终确认42名贫困生花费10万元。这笔钱化得有点冤。假如把这10万元和将要投入的200万元寻访费拿来资助贫困大学生，按5万元资助一个算，就可多资助42位。捐资企业亲力亲为去寻访受助人有否必要？吉利控股集团副总裁、北京吉利大学校长罗晓明回答说，在当前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相关法律不够健全以及相关机构不透明的情况下，企业自己运作自己的捐资很有必要。他说：“如果仅仅是捐款的话，会很盲目，一旦交给第三方机构来运作，捐资人很难真正了解这些资金的运作。” 罗晓明的看法得到了胡润“2006中国慈善家排行榜”上榜慈善家的认同。一半以上的慈善家都对相关慈善机构投了不信任票，而更愿意亲力亲为。
据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徐永光透露，慈善机构真正接收到的捐款，一年就十多个亿，差不多人均一元人民币， 大体上是 GDP 的万分之一。美国 2003 年的个人捐款是 2410 亿美元，占美国 GDP 的 2.2 ％，人均 828 美元，人均捐款相差 7300 倍。人们往往将此用来说明我国慈善事业的落后，并借此谴责中国富豪缺乏公益心，而忘记了很重要的一点，即富豪如杨澜她们宁愿在香港捐赠也不愿将善款交给国内的慈善机构或非赢利组织，及吉利集团宁愿累死累活自己寻访受助人也不愿委托慈善机构代办，关键一点是慈善机构信誉度不高。
央视记者沈冰曾在北京繁华的西单商场作过一次调查：在琳瑯滿目的商品旁边有一个中国残疾人基金会的募捐箱，在記者拍摄的近两个小时内，顾客传流不息，但捐款者寥寥。是人们普遍缺乏爱心吗？不是，中国并不缺少乐善好施的人，这从同一天《大连晚报》上的报道中可见一斑。昨天上午，200多名小学生在甘井子泡崖市场、金玛超市等地售卖报纸，为他们得尿毒症的同学麦子（化名）治病筹款，一上午报纸全部卖出，一位市民给孩子们送来了当天的800份本地报纸，分文不取，有市民还与孩子一起叫卖。为什么？就因为市民对孩子们的善举十分信任，假如这样的活动由慈善机构直接操办呢？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吗，难说。
到底有多少慈善机构披着神圣的外衣却在做着肮脏的勾当呢？从2001年12月13日《南方周末》以醒目位置报道丽江孤儿学校创办人胡曼莉被推上被告席的经过及2004年5月14日中央电视台《社会记录》开始拷问具有“天使爱心妈妈”称号的付广荣的经过分析，不在少数。大量的事实证明，慈善机构、非赢利组织和基金会很可能是滋生罪恶的温床。这些机构有时并不能有效利用捐款，甚至会产生腐败。
要发展中国的慈善事业，当务之急是提高慈善机构的公信力。那么如何提高呢？一是要使慈善机构从政府机构中独立出来，及早改变目前这种政社不分的状况，让其作为真正的慈善组织而存在；二是出台捐赠税，对捐赠企业实行优惠政策，让企业家愿意把钱交到慈善机构手中，同时要规定只能拿出捐赠款的百分之几的比例用于自身运作，规范财务管理，严格资金运作，按时定期向捐赠单位和社会公布善款的去向，正如中华慈善总会创始人崔乃夫所说：慈善应是高度透明的，捐款人应知道善款的去向；三是接受经常性的舆论调查和公众调查，像英国的救助儿童会那样，在成立至今的85年里就是这么做的，而且该组织与其他慈善机构一样，哪儿有灾哪儿就有他们，他们经常活跃在救灾最前线，以此赢得公众的信任；同时在与企业打交道中，始终遵循一个原则，即双方一起合作把企业回报社会的愿望不折不扣完成。
作者：王学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