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祥林会不会成为布鲁克斯？

　　佘祥林1994年4月顶着“杀妻”的恶名入狱，2005年4月被宣判无罪出狱，如今面对出狱一周年，他感慨，适应社会，适应城市，真的比适应监狱还要难得多，自己现在举步维艰。（《南都周刊》2006年4月16日）

　　无疑，佘祥林患上了严重的改造后遗症——重返社会的陌生感繁衍的社会综合焦虑感，自身让他焦虑，人群让他焦虑，工作让他焦虑，情感让他焦虑，长此以往，佘祥林有患

上抑郁症的可能，重新扬起的生活风帆可能会被无情的社会风雨所吹折，折射了社会对释放人员后帮扶机制的缺失，佘祥林急需社会心理矫正。

　　一句“举步维艰”，让我们感受到了监狱劳动改造管理之手需要伸得更长，送一程意识需要强化。目前我们的监狱管理在内部考评机制的客观刺激下，过多地注重了“大墙内改造”的重要，一些监狱管理机构未免存在急功近利的改造意识，片面认为释放人员重返社会那是社会的事情，所以较少考虑“大墙外帮扶”的必要，因此，监狱管理应该更注重释放人员的外向适应性。

　　目前我们虽然普遍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但是却仅仅是针对依法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和刑满释放后继续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员，没有将像佘祥林这类释放人员纳入其中，而且这样的社区矫更多地是在大中城市开展，如果能够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积极帮助释放人员在一个更广泛的地域进行及时、有效的重返社会的心理矫正，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那么这样的社区矫正才更符合社会改造的要义。

　　对于佘祥林释放后，社会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没有什么规定，更没有人管理，这不能不说是释放人员重归社会的管理空白。具体到佘祥林个体而言，佘祥林出狱后，前前后后接待了几百家新闻媒体的采访，可以说每一次表面上关心的采访，都无异于重揭他往日痛苦的伤疤，在媒体的逼迫救赎效应下，他无奈只好以理智、达观甚至幽默的形象出现，如果说佘祥林今天之所以会感叹“适应社会比适应监狱要难”，那么，媒体“谋”不可没，试问有几家媒体呼吁过社会关心他的社会心理矫正呢，而政府明明知道媒体过分追随对佘祥林重回社会不好，但是没人干预。

　　美国有一部著名的监狱题材的大片——《肖申克的救赎》，讲述了一个银行家蒙受杀妻之冤，用了19年时间掏开监狱一条悠长的暗道，重返自由世界。影片中有一个叫布鲁克斯的老头，坐了50年的牢，对重返社会深怀恐惧，获得假释后，他甚至无法适应最简单的工作和生活，只能在一家小旅馆的房梁上凄惨地自缢，以求解脱。那么，佘祥林会不会成为布鲁克斯？起码佘祥林的感叹让我们担忧，佘祥林如果在出狱后再出重返社会的意外，那么尴尬的就不仅仅是一个两个人。

　　如果说此前的佘祥林冤案就像被法制漩流裹挟的一片树叶，那漩流的名字就叫枉法，如果说平反后的佘祥林也像被社会漩流裹挟的一片树叶，那社会漩流的名字就叫社会焦虑。“前佘祥林现象”本身就够发人深省的了，公道和法律善待了佘祥林，那么“后佘祥林现象”更应该发人深省，社会矫正就更应该善待，有人说一个民族的道德可以通过对待囚犯的态度来判断，那么一个民族的道德又何尝不可以通过对待释放人员的态度来判断呢。毕竟，佘祥林不仅需要国家赔偿，更需要重返社会的心理干预和生活信念的培训赔偿。

　　“前佘祥林”需要法律的救赎，“后佘祥林”需要社会矫正的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