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 舸 （北京 媒体从业者）
近来席卷北方的特大沙尘暴，以及媒体披露的“每两天发生一起突发环境事件”，让中国环境已发出最后警告的严峻现实，裸露在公众视野中。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在接受采访时，语重心长地说了这么一句话：“要想当好官，就不要搞污染。”（4月20日《新京报》）
周生贤更用“当好官不搞污染”这句大白话，将执政者的政治伦理底线和盘托出。在许多地方官员面前，有两条泾渭分明的价值线条。一条是沿循传统的官员升迁路径，通过ＧＤＰ增长，觅得提拔重用的机会；另一条是经济环境并重，以生态改善、公众福利全面提升等价值指标，为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这两路价值线条存在诸多抵牾之处，一路的伸张必然带来另一路的紧缩。周生贤设想未来的环保硬指标渗入地方官员选拔体系，让那些将环境踩在脚下的“ＧＤＰ官员”不得重用，但他却忽视了另一个规律：一旦地方官员无法定期交纳数据上跳的ＧＤＰ答卷，他所面临的不仅是无法提拔，而是下课丢官的更大风险。
笔者不得不指出：目前的环境治理思路，也可能走上另一条歧路——环境治理的泛行政化。表现出在执法上，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阙如，一味强化行政处罚的能效。行政处罚往往容易受各种力量博弈的制衡，陷入幕后交易的层层疑云之中，表现出时滞性和弱化性。“环保风暴”施行数年，至中央领导亲自过问的“白洋淀污染事件”，才有区区十名地方官员遭受程度不等的行政处罚，不可逆的生态损失已然造成，无数民众的身体伤害无法挽回。
以行政处罚替代刑事处罚，意味着法律不能剥夺环境污染者的再犯能力，法律的特殊预防功能就失去了功效，法律的一般预防作用也无形中降低。这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现状的存在，必将造成“要升官靠污染”的病态状态继续延续。
综观世界各国对环境保护的法治进程，均已对各种污染环境现象进行界定，规定各种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特别是对屡犯不悔者课以严厉的刑事处罚以及巨额的民事赔偿，让他人不敢再以身试法，法律达到了其特有的威慑功能，环境保护也因此走上良性轨道。
要扭转“当好官不搞污染”抵不过“要升官靠污染”的荒唐现实，出路在于继续完善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体系，如周生贤所言：“形成覆盖环保各个领域、门类齐全、功能完备、措施有力的环境法规标准体系。从根本上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