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馥铭
一位部队复退军人1995年安置到某单位后一直未享受正式职工待遇而找笔者为其写一篇报道，试图通过舆论监督为自己维权。文章写好后，这位复退军人寄到数家媒体，数月后均杳无音讯。经询问，有些媒体说这是一个敏感话题，我们无法采用；有些媒体说研究研究，最后研究得无影无踪；有意思的是有一家媒体说，如果是反映农民工问题我们有可能采用，反映复退军人的不行。我听了这位复退军人的诉说后，若有所思：舆论监督该不该设立禁区？
党报是党和人民群众的喉舌，进行舆论监督是媒体应有的职责。特别是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越来越凸现出来，越来越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越来越受广大群众的青睐。中央领导曾多次强调“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还专门把“舆论监督”作为一个章节进行阐述，足以说明舆论监督的重要性。
近些年来，广大群众，尤其是弱势群体为了讨回公道求助媒体已成为一种常用的手段。为了找“焦点访谈”，中央电视台前就有过排长队的现象。曾几何时，我国的教师待遇还比较低，而且拖欠教师工资现象比较普遍，后来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我国教师的待遇大幅提高，拖欠教师工资的现象得到遏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为农民工讨回工钱，大报小报、电视广播几乎铺天盖地的进行报道，为农民工讨回工钱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有力地维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媒体既然为教师、农民工撑腰，为何不敢为部队复退军人说话？因此，媒体没有理由设立禁区把这些特殊人群中的弱势群体挡在门外。
诚然，新闻媒体以弘扬主旋律，以正面报道为主。但笔者认为，任何侵害群众的不公现象、违法现象都可以通过舆论监督发挥媒体独特的监督作用，也丝毫不影响对阴暗面的揭露。这里面有一个方法的问题，有一个看新闻工作者有没有强烈的责任感问题。
眼下，除公开报道的媒体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内部参考”，这些“内参”就是刊登包括某些不宜公开但又必须引起有关方面高度重视或必须解决的热点焦点问题；而且这些“内参”专门发送给有关领导阅知。许多在“内参”报道的批评文章、对阴暗面的揭露曾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也因此而得到解决，化解了矛盾。可以说“内参”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比公开的媒体还要大。反过来，批评文章不敢登、现实中的阴暗面又不敢揭露，媒体上全是赞歌，这不仅不正常，而且有害而无益——本来有些矛盾能通过舆论监督起到疏通或化解作用，而最后却导致各种案件，甚至酿成影响社会稳定的大问题。
不难想象，那些媒体只所以不敢报道诸如这位复退军人十多年来被侵权的现象，就是因为他们曾经是共和国万里长城的一块砖，怕触及军人这个敏感话题。我觉得这个理由立不住脚，显到苍白无力。我们反过来思考一番，转业、复退军人虽然是一个特殊群体，但他们也生活在实现中，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是很正常的事。复退军人只所以求助媒体，自有其道理，而且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这些复退军人对该反映的部门他们也都反映过了，求助媒体纯属无奈之举。因此，媒体没有必要对他们的被侵权现象敬而远之。
再说，利用舆论监督维权也是部队复退军人的一种权利。如果按照那些被拒绝媒体的做法，那么舆论监督对转业、复退军人来说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及，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公平的。不难想象，如果每个监督部门都把复退军人维权视为一块烫手的山芋而不敢为其伸张正义，那么久而久之，“脓疮”破裂，那可正是个社会问题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