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走过坎坷而光辉的百年历程，倏忽间又迎来十秩开一的喜庆，我不禁想到她的校训，想为之说几句话。
训者教诲也，无非叫学生有所遵循吧。那是简明爽朗的十个大字：博学而笃志，切向而近思。译成白话，大概就是“广泛学习而矢志不移，切实联系学问进行贴近实际的思考”。
校训这十个大字，典出于《论语·子张篇第十九》，全文是：“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很明显前面的两句话，为了带出后面的关键语：仁在其中。因此我们贯彻校训精神时，不能忘记更切实际的一个“仁”字。这在复旦一个世纪的历史中，的确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扬，体现出“人文的智慧”。“仁”在儒家心目中是维系和建构人类精神文明的支柱，也正是复旦一代又一代在治学中的追求。“仁者人也”，其始意是“仁者爱人”，本来是比较简单的爱的观念。后来发展到“仁者混然与物同体”，进而成了“与天地万物一体之仁”，遂形成“天人合一”的东方哲学。有学者认为，那是为了教导我们怎样做人，怎样使自己成为一个有高尚品德、因己及人的人；换句话说，即在伦理学上所说的培养一个完善人格的人。这与学校教育“教书育人”的根本应该是一致的。
“仁”是儒家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重在人文教化，崇德贵民，所以一般都以“仁德”并称。反观《论语》，提到“仁”的有109处，可见“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因此，仁的养成首先要从亲亲做起，爱祖国是最重要的标志。抗战八年，复旦从上海迁重庆，再由北碚回上海，历经艰辛，仍高举爱国主义大旗，“读书不忘救国”；以后抗美援朝，参军参干乃至和平建设时期响应祖国的每一个号召，无不跑在前列。这一切，都足以表现出“泛爱众而亲仁”，“亲亲谓之仁”的可贵的精诚团结精神。
博学、笃志、切问、近思，是儒家从内在修养上培养自己仁德的方法和途径，也是子夏对其老师孔子--伟大的仁者成长过程的经验总结。有趣的是，这一人生经验在世界大文豪泰戈尔身上也得到体现。1901年泰戈尔办了一所新型学校，12年后获诺贝尔文学奖，他把全部奖金捐给了学校。那就是今天享誉全球的印度国际大学。泰戈尔的多彩人生，几乎是按照中国儒家经典的博学、笃志、切问、近思的模式来展开的，而伴随他人生的爱民忧民思想，为民办教育的实践也涂上了孔子的“仁”的色彩。可以断定，泰戈尔也信奉“仁”。（引自《<论语>五连环》，上海人民出版社03年版）
其实，“仁”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源头。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到周初社会，就有“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的描述。世世相传，我们不过传承祖训而已。因此我以为在遵行校训十个大字时，千万莫忽略了它的潜台词--“仁在其中”。在这里，我突然想起一件很有意思的旧事。那是在颠倒黑白的岁月，破“四旧”甚嚣尘上；而以《论语》语录作为校训，自然“是可忍孰不可忍”，理当毫不留情加以“横扫”。特别是大张旗鼓地进行“儒法斗争”大批“克已复礼”其时，复旦又是炙手可热的造反单位，怎能容忍如此“大逆不道”的“反动”玩儿？可是，竟然出现奇迹：十年倒行逆施，复旦校训不仅岿然不动，而且连一张“大字报”也没有。是“造反派”无知不识它出自何典，还是这十个大字的凛然不可犯给震慑住了呢？至今仍是个谜。记得在极“左”思潮的阴影下，连校歌也不被放过，声言要重新撰写；甚至成立过一个征集新歌词的什么委员会，俨然要推到校歌重来之势。当时也的确煞有介事地入选了一首并谱曲公布；然而群众不予理睬，落得个自讨没趣。至于复旦的校名，也曾同样荒唐地吵过要易名，说是“复旦”不合潮流云。有人提议改称为“上海大学”（与“北京大学”平起平坐），亏得老校长陈望道极力抵制才不了了之。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出现这样的胡闹，实在不可思议。我说，复旦这名字，与校训倒是十分般配的。这不？“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尚书大传》），言既夜复明也；这样的日月光华普照着复旦人铭刻心中的“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可谓天作之合啊！光凭这点，复旦永远是复旦……
作者：林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