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辽宁省社科联、辽宁省青少年研究会大型联合调查显示，在年龄为10到20岁的青少年之中，最受青少年青睐的职业是老板或者商人（19%），其次是政府官员或者公务员（17.5%）。另外，影视明星、自由职业者等也是热门选择。“普通劳动者”则备受冷落，仅有3%的青少年愿意做一名“普通劳动者”。（5月17日《中国青年报》）
按照我们固有的思维，这样的新闻引起老师和学者们的忧虑，几乎是必然的。事实
也确实如此。有老师说，这是社会上普遍充斥着的商业文化和实用主义，导致了相当一部分的青少年价值观庸俗化；有人认为，是功利色彩形成的竞争和攀比氛围，让他们在选择自己的职业时，千方百计地考虑如何在薪水、社会地位方面高人一等；有青少年专家表示，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任何行业都能取得成功，要让他们真正了解劳动的意义，体会劳动的快乐，进而才能领悟到成功的真谛……
然而，不愿做“普通劳动者”，真就是“价值观庸俗”吗？就是“功利”吗？就是没有“领悟到成功的真谛”吗？当然不是。
“普通劳动者”是一个意义不明确、涵盖范围很模糊的词组，根据新闻中列出的“比较项”，所指的应该是普通职员、工人、农民之类吧。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现实中这样的“普通劳动者”占所有劳动者的绝大部分，那么是否意味着当代青少年的父辈们，也就是正在“普通劳动者”岗位上辛勤工作的这代人，就非常乐意做一名“普通劳动者”呢？我看未必，只不过他们已经过了“憧憬未来”的年龄而必须面对现实罢了。显然，青少年愿不愿做“普通劳动者”与将来是不是“普通劳动者”并非一回事。事实上，将来大部分的青少年还是要回归到“普通劳动者”岗位上去的，我们大可不必为将来闹“普通劳动者荒”杞人忧天。
设若我们愿意稍许诚实，我们为之奋斗的“成功”里又有多少不功利呢？比较高的薪水、良好的发展前途、受人待见的社会地位，我们不正是这样追求的吗？人人都有权利追求幸福的生活，而在当下的现实里，大众的幸福是离不开所谓的“实用主义”和“功利色彩”的；只要在宪法的许可范围之内，青少年表达他们的职业理想是可以“庸俗”的，这种可贵的诚实，比人人口是心非地说“我愿做一名光荣的普通劳动者”要强一百倍。
尽管理想主义者仍然说“劳动没有高低贵贱”，可是如果从社会认同和价值肯定的层面上，“高低贵贱”不但存在，而且差距很大。一个歌星一晚上演唱两支歌曲，足够老农一家种上十年的地，难道这就是“没有高低贵贱”吗？正如贫富差距的悬殊我们不可回避，“劳动的贵贱”我们也无须讳言。而青少年作为“后来者”，他们不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也不是既有现实的缔造者，他们只是游戏规则的跟随者，只是社会环境的适应者——如果真有庸俗的话，那也应该是社会规则的庸俗对他们理想的庸俗负责，而不是用他们理想的高尚来证明社会规则的高尚。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本性如此。当现有社会评价机制对“普通劳动者”的评价过低，乃至处于评价结果的最底层时，青少年不去选择它，这是“积极向上”，而不是“价值观庸俗”。往大多数人向往的并且被社会评价机制充分褒奖的职业理想看齐，对普罗大众“领悟成功真谛”的最高要求也不过如此吧，何况他们还是孩子！因此，对于青少年不愿做“普通劳动者”不必过度忧虑，真正值得忧虑的倒是：我们为何如此听不得孩子们的真话？
作者：舒圣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