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专家支招不给北京“留面子”，是5月23日《新京报》一条新闻的标题。文章讲述了北京市市长聘请来的这些顾问，对北京的不足之处不“留面子”进行评说。
其实这些洋专家不给北京“留面子”，也就是不给北京市市长“留面子”，北京的好与差当然和北京的市长们息息相关，因为他们是北京建设和管理的决策者。从报道来看，北京市市长是欢迎这些洋专家不“留面子”的直言，要不然，北京市市长王岐山也不会再添8位
新“高参”，添得越多，不是不“留面子”的言词更多吗？如果北京市长不欢迎洋专家不“留面子”，就可能减少些“高参”，或者取消这个“市长国际智囊团，”不就没有另一种声音了吗？
北京市市长聘请的专家都是些集团监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董事长之类的人物，按照我们通常的说法，就是些企业老板和商人。我不知道北京市长在国内聘请了类似这样的顾问没有？如果聘请了，他们敢和洋顾问一样不“留面子”直言吗？
尽管我们的先人早在千百年前就留下了“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的警句，但在现实中，是很难做到这一点。不是中国人不喜欢讲直言，而是讲了领导不喜欢听，甚至讲了也白讲。有一位叫邢卓的人参加全国五届“人代会”第三次会议，讲到目前中国电力十分紧张问题，首长说，如果冰箱彩电洗衣机什么走进千家万户，就会使电力不足问题更加突出，就会影响到工农业生产，所以家用电器还是暂缓发展为好。首长的这席话赢得许多附和之声。但这位“愣头青”却问首长家有不有彩电冰箱洗衣机？并不“留面子”地说：“领导同志用起家用电器会感到方便舒适，老百姓也同样需求，不能自己用上了，就不考虑别人吧？”（2006年第5期《杂文月刊》）可想而知，下届“人代会”就知道他还能不能参加？领导当然不喜欢这样的“愣头青”参加，因为他太不“成熟”了。其实这样的事例举不胜数。
中国是泱泱大国，人口占世界的五分之一，且人才辈出，从来就不缺精英，北京市市长咋还要聘外国的精英来说三道四？这里面有很多因素，但我认为主要的还是可以学习外国的管理先进经验，外国专家没有顾忌，敢于直言不讳。说到底还是和你们中国官员没有利害关系，中国官员管不到他们。再说他们在自己的国度上大放厥词，已成习惯，就是管得到，他们也敢怒敢言。由此我想到李敖先生在他的《“敢怒而又敢言”的自由》中讲到的一个故事，美国专栏作家皮尔逊，曾经“敢怒而敢言”大骂总统杜鲁门；杜鲁门也不甘示弱，回骂皮尔逊是“狗娘养的”。双方绝不要求对方态度好，美国人民也不说“因为你们‘态度不好’，所以我们就不听你们的。”这就是高杆！高杆就是只问说的对不对，不问态度好不好。有民主与自由水准的人们，都会分清这一点。不过中国的专家们也有一种习惯，那就是面对官员要表达什么，不是三言两语、直截了当地说，往往要绕一个一百八十度做大弯，其原因就怕说直了，得罪领导。
胡启立在《我心中的耀邦》一文中讲到胡耀邦同志任团中央书记时，团中央整个机关就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毫无等级观念和衙门习气，是最没有官气、民主和谐的一个机关，包括耀邦同志在内，都是直呼其名。后来他当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依然谦虚谨慎，从善如流，时时、处处、事事注意倾听党内党外的不同意见，自觉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 他说，在一个领导班子里，没有一点不同的声音，是不正常的（2005年12月7日 《中国青年报》）。
其实，要让人讲真话，直言，关键还是领导，领导倡导一个畅所欲言、直言不讳的氛围，人们就在这个氛围中畅所欲言，直言不讳。
作者：洪巧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