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东省荣成市借读的高中生晋齐（化名），由于难以承受1万元的借读费以及种种不公，写了一封通“天”（上书中南海）的信。由此被当地认定为“上访”，“给家里惹了很大的麻烦”———先是借读费变成了1.6万元，再是学校出具了转学证明。现实的严峻使其内心深处发生了变化，在谈到未来理想时，他说：当官！还有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将来要是真能管住他们，就抓他们。
这是一句令人胆寒的话———他已经跳出了对制度依赖的思维，而希冀通过权力个体改变现实，所以，与其说是晋齐在经历了这次事件后，更坚定了对公平的追求，毋宁说是在心里已经埋下了某种“仇恨的种子”。
面对这样一个心理转变，谁都不会相信仅仅缘于1万元的借读费。事实上，通读这篇报道，会发现还有若干的不公在晋齐身上发生，譬如他因还手打欺负他的本地学生受到了处分，对方却不受处分；被派去扫雪倒垃圾的总是外地学生；他的姐姐借读高中眼睛不好却被安排在最后的座位，老师连作业都不给看……正是这一切触动了他“敏感”的神经，而当他“把自己的话说出来挺舒服的”时候，不仅没有解决问题，还经历了“很大的麻烦”。梳理这些，能够看出在晋齐身上不只有制度性的不公，还有种种的行为不公，甚至说是歧视。
单纯的制度性的不公譬如借读费，毕竟可以通过政策调整以及地方政策遵循上级政策原则来解决，或者通过辅助措施予以调整，比如对贫困户的减免照顾。但是，解决行为不公则远没有这样简单。在我看来，种种歧视甚至比一个不公平的制度，更容易击破弱者的心理防线。
问题在于，城市对待进城务工人员的种种行为不公太多了。而且，这种不公往往要披上政策和制度的外衣。换言之，由于政策和制度存在必要的灵活性，就给了一些掌控资源和制度原则的人一个周全的借口，他可以在执行中偏左，也可以偏右。而一旦掌控者对贫困和饥饿失去了悲悯情怀，甚或有一种拉开距离的心理自觉，“制度性”的歧视也就会随之而生了。具体到晋齐借读的事上，1万元的借读费为何不在入学之初收，甚至更靠前一些在录取之前公告？为什么借读费可以从1万变成1.6万？为什么同样是打架处分就不同？为什么借读生的作业没人看？……但是，如果以此追问当事者，他可能能够拿出规章制度给你解释得头头是道。这其中包含着难以一时解决的观念问题。
而正是这种观念，使原本可以解决的问题最终成了难题，使小问题成了大问题，使关于城市接纳农民工的政策在现实中走样。但也正是这种观念，使“晋齐”同样产生了“通过权力来报复”这种想法。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无论对任何人而言。
■燕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