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真如
乔纳森·安德森是瑞银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国内经济学界对他很熟悉。最近他在吴敬琏主编的《比较》杂志上，发表了讨论中国“三农问题”的长文。其中一节他讨论了一个颇具启发性的问题：中国为什么不存在大规模的贫民区？他说，许多去孟买、雅加达、墨西哥城、拉各斯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的西方游客都注意到，那些地方都有可怕的贫民区，并且还在以难以遏制的速度蔓延。上百万贫穷的、被主流社会排斥的人拥挤在临时搭建的房屋里，那里没有上下水，也缺乏电力供应。然而，在北京和上海却难以看到类似
的景象，从市中心直到郊外，住宅和市容基本上还算整齐。这个差别令许多人非常感兴趣，他们不停地追问为什么在中国看不到典型的贫民区。（2006年06月07日《新民晚报》）
安德森的问题其实很好回答，中国大城市不存在大规模的贫民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无与伦比的优越性。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根本原则和本质内容，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发展生产、消除贫困的工作。自1986年起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广泛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按照统一的部署，筹集巨额资金，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地长期开展扶贫开发，这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从而解决了绝大多数贫困地区几千年没有解决的温饱问题。这也充分说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是彻底消除贫困的根本制度保障。
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做出了带约束性的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这一规定标志着中国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的形成。这在客观上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这自然包括贫困的农村人口。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开始可以进入城市经商或打工，目前中国流动就业人数大约在1.2亿以上，其中进入城镇在二、三产业单位打工“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约为8000万人，这可是一只非常庞大的队伍。一方面，由于我国政府一直非常重视进城农民和农民工的问题，并把解决农民工问题看成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另一方面，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聪慧、勤劳、勇敢的伟大民族，农民进城后，一般会找到工作，这有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农民一旦涌入城市大部分人就经常处于失业状态。因此，庞大的农民工不会成为城市的贫民。
虽然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面临非常严峻的就业压力，中国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尽如人意。但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对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在养老、医疗、失业保险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就业结构进一步改善，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我国在改革劳动就业制度、发展劳动力市场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明显成效。就业渠道日趋多元化，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基本形成，职业培训工作不断加强。这就最大程度地避免城市人口走入贫困，使得绝大部分城镇人能够“幼有所养，壮有所为，老有所安。”
再好的办法也比不了制度优势，社会主义的中国必将使全国人民最终走向共同富裕，这是中国不存在大规模的贫民区的最主要原因。中国大城市没有贫民窟是正常的，中国大城市如果有了贫民窟那才叫不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