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来：“网络暴力”的前世今生

　　编者按:针对虐猫、铜须等事件引发的“网络暴民”现象反思，，鄢烈山先生12日专栏撰文《网民“力比多”何处释放》，建议网民将注意力转向公共安全和利益攸关的事务，由此可能既获得正义感、成就感的满足，又有益于社会的进步。徐来先生认为，网络目前混杂现状乃必经阶段，更重要的是指出危险所在。明日本版将刊发李方先生的同题文章。

　　鄢烈山不赞成“网络暴民”这一称谓，并提供了两则理由，但他似乎未梳理清楚什

么是“网络暴民”。

　　“网络暴民”是一个被经常错误使用的词组。今年第14期《三联生活周刊》以这个词组描述“韩白之争”中的出言不逊者。这显然是一次错误的使用，因为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将“不文明”的粗口，与暴力直接联系在一起，暴民也就无从说起了。

　　至于“网络暴民”，则是“网络暴力”的使用者。在所谓的“川航张敏佳事件”、“虐猫事件”及“铜须事件”中，某些网友对这些事件发表的网络言论，已经超越了正常理性，不仅由此完成了虚拟空间中对当事人的道德审判，更严重的是，当事人甚至受到了现实生活中的处罚。而这些处罚的基础，也并不是公开的程序，而只是网络舆论的过分压力。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分明是“一部分人的暴政”。很明显，这不是多元化时代社会主流意见的有益补充，更不可以与此前引起“主流经济学家”强烈不满的“网络民意”相提并论。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络暴力”的出现及大行其道，是中文互联网媒介发展的必然。

　　事实上，中国的“网络暴力”问题，至少可以追溯到2001年“9·11事件”发生的次日。当时，一些青年网民以异乎寻常的言论，表达自己对现实暴力与血腥的倾慕。类似的情况，在南亚海啸灾难中仍可以看到。每到这一刻，总有未丧失良知的人站出来，秉着超越于“万国之上”的道义，呼唤人性中的善，并对由网络言论折射出的恶进行反思。

　　林达在其近作中提及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美国媒体界的混杂状况。在传媒由精英专有转向平民化的过程中，虽然民主制度已经建立，但由于社会的整体文明水平不高，民众的民主素养尚未得到培养，他们还不清楚该如何使用言论权利。报纸的粗俗化走在民众的自由化之前，早期的美国报业迅速流向了滥用自由的弊端。政客斗争、同业竞争，以及其他各种利益冲突，让早期美国传媒变成了一个充满恶意中伤、人格侮辱的污秽之地。随着各方意识到这一状况的危害，传媒业的整体面貌逐渐改观，终于成为民主的象征。这一改变，依靠的不是行政命令的强压，也不是道德精英的疏导，而是民主进程的不断推进和全民民主素养的提高。

　　现今的中文互联网，相比其他媒介，具有更高的自由度，也更利于民意的发育和表达。但政治、经济、文化的各种利益也在这里纠缠不清，同样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中国网民队伍的壮大，特别是青少年网民数量的增加，“力比多”宣泄开始在网络言论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某些领域，它甚至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是当代中国在走向文明与民主的过程中出现的正常现象，但需要强调的是，这显然不是一种理想状态。

　　鄢烈山也承认，目前“网络暴民”广泛存在的状态是“不理想状态”，他甚至认真思考着网民“力比多”的正确宣泄出口。譬如将湖南网民批评“麻将一条街”的行为树立为正面典型，并循循善诱“力比多”宣泄的青年们，将目光投射到药品招标黑幕、环保问题等方面，以积极介入公共生活之善，替换偷窥隐私、口头私刑之恶。

　　不过，鄢先生的好心用错了地方。在社会理性程度和民主素养不高的情况下，民意的最小单元“个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依据利益权衡介入公共生活，并决定自己的言行，个人趣味才是选择的基础。仔细观察与“网络暴力”扯上关系的事件可知，它们大都涉性，或者至少是一个“泛娱乐事件”。如此一来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力比多”过剩的网络青年愿意在这些问题上宣泄自己的性压力了。在这种情况下，要将“力比多”转化成社会道德，将性压抑者转变成“社会公器”，显然是痴人说梦。

　　在我看来，面对这一与美国早期传媒乱局相似的情况时，更应做的是在必要的时候，指出危险所在。事实上，朱大可在其《铜须、红高粱和道德民兵》一文中已经揭示了问题的核心: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文艺界试图用文艺作品完成现代道德的启蒙，不过这并未帮助当代中国完成“现代伦理学法理建构”，也正是由于这一缺失，才导致了中国乡村暴力的坚硬传统，通过网络“道德民兵”的舌头与拳头，再次在中国的大众文化领域内，掀起了“一部分人的暴政”。因此，无法通过行政手段，或者道德精英的个人影响来改变这一乱局。

　　(作者系《东方早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