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近日表示，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虽然超过0.45的国际警戒线，并不意味着我国居民的收入不平等非常剧烈，因为我国二元城乡体制导致基尼系数偏大。如果单独核算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都分别低于0.4。因此“应给基尼系数打一个‘国情折扣’”。
处理城乡混合型的基尼系数，经济学界还没找到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以计算而言，如
果用城乡收入调查的数据做资料，就可以采用中国研究基尼系数的权威经济学家赵人伟、李实等人所发展的几何法和平均差法，但是这种方法的缺点是无法对城乡混合型的基尼系数进行解析)。常见的方法是利用《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将农村最贫穷的33.3%的人口视作城乡混合后全国最贫穷的20%人口。把城镇人口最富有的50%人口视作混合后的全国最富有的20%的人口。但是，这是一种近似法，仅是一种学术上的参考，不能作为严肃的国家级数据发布。因为，虽然农村最贫穷33.3%的人口平均收入低于城镇困难户的平均收入，但农村人口的高收入仍然有可能超过城镇人口中的低收入，这会导致总体数据的失效。
从这个意义上说，让政府研究部门发展出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计算方法，是一种“可以追求，但不可能完美”的事情。
处于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基尼系数高于0.4的并不是很多。基尼系数的恶化一般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全球化，一个是权力高于市场配置，而这两者又是相互关联的。对于中国这么一个全球化中的优等生来说，全球化首先让一部分生产要素被卷入其中，例如出口部门的人力资本要比国内部门的人力要素较早地获得更多的回报，那么在不同的部门人口之间自然就造成了较大的收益差距，基尼系数变大了。另一种情况是，尽管出口部门的劳动力要素被卷入全球化之中，但是它的议价能力被剥夺，价值被低估的话，那么在该部门内部也会形成很大的基尼系数。
随后，如果市场是足够均匀和流动性充沛的话，全球化带来的分工收益和资源要素配置收益会逐渐传递到其他部门，形成一种共享的局面。但是，很多国家的市场结构有着自己独特的构成。于是，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化的共享传递效应很可能被中断或暂时被阻止了。一种简单的认知就浮现出来：全球化造成了贫困和基尼系数的扩大。
经济学家Peter Lindert和Jeffrey Williamson认为，全球化的确扩大了一个国家内部人口的基尼系数，但是减少了国家间的基尼系数，即更多的穷国可以变得更丰裕。也就是说，世界范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降低了，但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程度反而上升了。穷国变富会产生“富国穷民”，中国的基尼系数和GDP增长数字就完整地演绎了Peter Lindert的理论假说。
权力高于市场导致的权力控制型市场主义的特征，就是扭曲的市场贬低了一部分生产要素的价值，让他们流动性不灵活，有很高的进入门槛，在签订商业契约上进行各种隐性控制，或者削弱他们的议价能力，最后宣讲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神话，给他们制造恶性廉价竞争的舆论气氛。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就是一个例子。这部分被贬低的劳动力要素如果长期享受不到收益共享，那么他们可能会退出全球化的进程，重新转入一个保护型的行业(农业)，这种全球化下的悲愤退出，在中国被称之为“民工荒”。而全球化的动力作用于权力控制型市场，则加速了这种恶化的速度，可谓之为“恶性增强型反馈”。当全球化不能合理地向所有的参与者传递共享价值和分工收益时，对全球化的不满和质疑大规模浮现了。全球化分割了人群。
所幸的是，中国一些省份开始大规模地进行户籍改革。当一个国家谈论基尼系数的时候，它的谈资应该更多地关注基尼系数的动力学机制和其背景，而不是总是用计算方法的不确定来大谈“国情折扣”。经济学家科斯说，人类的经济数字永远都是一个黑洞，它会造成片断式的理解，“我们应该绕开它感受直觉感受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