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历来都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近日指出：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年内将从能源原材料等大宗商品高消耗型的增长模式转向低消耗的增长模式。这样的战略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是重大的利好。
事实上，中国传统以高投资、高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生存空间正在日渐萎缩，增长放缓的预言似乎正在变为现实。《经济观察报》近日载文指出：在原材料价格暴涨
、劳动力工资上涨以及国际贸易壁垒的多重挤压下，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正在放缓，而最先感受到这种压力的是素有“中国经济增长发动机”美誉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2006年以来两地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包括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等核心经济指标均呈现滑坡的趋势。
作为宏观经济基础的微观经济主体———企业也在发生变化。从外部看，石油铁矿石等能源原材料价格的飙升迫使中国企业的成本不断上升，由于国际贸易壁垒与生产商之间的激烈竞争，原本可以通过价格途径传递的通胀压力被强制在企业内部消化。这对原本利润微薄的中国出口企业造成了巨大的生存压力。
从内部来看，劳动力价格的提升也为简单加工型企业带来了不小的压力。由于长期以来民工外出务工的成本不断提高，以及劳动强度与工资水平难以相符，近年来珠三角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问题，民工数量的不足迫使企业不得不提升工资待遇，也给企业生存环境带来了压力。
严峻的经济环境迫使政府与企业不断思考如何转变发展模式。日本的经验表明：正是由于“石油危机”的压力，日本企业与政府才不断寻求制度、技术创新，不断拓展国内市场，最终使日本跻身于发达国家的行列。因而目前国际能源原材料市场的高企、以投资和出口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所面临的困境，同样可以视为鞭策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动力。
企业在压力下积极寻求升级固然重要，但像中国这样处于经济转型阶段的发展中大国，政府也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作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两个重点：一是从高消耗的粗放增长模式转为低消耗的集约增长模式；二是从投资和出口推动转为以内需推动。就中国现实经济情况而言，这两个方面都需要政府学会向企业和百姓“让利”。
具体来说，在增长模式向低消耗转变的过程中，政府应该大力推进增值税改革，以提高企业进行技术和设备升级的积极性；大力推进所得税的并轨，给国内企业留下更多可用于技术进步的资金。另一方面，政府在财政支付上，应该更多地向推动企业进行技术与管理创新倾斜，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创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
就扩大内需而言，一方面，政府应该在社会发展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包括完善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在税收、财政政策上突出“藏富于民”的政策倾向，让利于普通民众，在分配制度的安排上，要使得消费能力向边际效益更加突出的低收入者倾斜。
当然，有鉴于公共体系效率的不足，政府不仅要做到向企业和百姓“让利”，也不可与企业、百姓“争利”，例如不能通过房地产市场把百姓的银子转变为自己的政绩。近几年来政府税收收入的增速成倍于宏观经济增速，而百姓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却远低于宏观经济增长。如不将这些财政收入充分合理利用，极易造成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参与过度，而挤出个人、企业等市场真正主体，从而使经济增长的活力耗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难度加大。
现在国家已经将经济增长的公平性与社会受益性置于速度与效率之前，无论是“让利”，还是不“争利”，对政府都是一种“肉痛”，然而，这也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必须承担的“阵痛”。
早报特约评论员 陆志明 刘景 任大刚 徐德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