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反腐专家王明高“废除腐败贪官死刑更有利于产生威慑力”的观点引起激烈辩论，很多人斥其观点代表着腐败官员的利益，是“腐败官员代言人”。对此，王明高称自己不是腐败官员的“代言人”，其实和公众一样极度痛恨腐败。但看问题不能从情绪出发，而只能用理性来面对。（6月22日《南方周末》）
“废除死刑强化威慑力”所以会引发辩论爆炸，可能因为这个判断太不符合人们的
常识理性了。从善良的愿望出发，我虽然不认同王明高的观点，但相信他的这番言论是出于一种专业判断，在价值上是中立的，不至于是腐败官员的代言人。我关心的问题是，公众何以会给他戴上“贪官代言人”的帽子？
这里面当然有情绪因素，公众对那些掠夺公众财产的贪官太痛恨了；加上近几年虽然没有废除贪官死刑，可是贪污腐败并未得到全面遏制，在一些地方形势依然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专家提出“废除死刑强化反腐威慑力”的悖反观点，必然会激怒公众，从而泼出“为贪官代言”的道德和人格怀疑污水。
除情绪化之外，公众做出“为贪官代言”判断的背后，也有着他们自己的理性因素。
在一些领域利益代言机制暧昧不明的社会环境下，公众不了解专家的身份，看不清专家发言的利益背景，在看到种种社会不公之后，很容易对专家发言做出“是谁的利益代言人”的“有罪推定”。在许多发达国家，利益代言机制已经相对公开化和透明化，专家发言后一般都被要求注明单位身份，课题的赞助来源也要做明确的交代。这种情况下，人们能清楚地看到，那个鼓吹烟草无害的专家受到了烟草公司的赞助，那个宣称转基因食品有益的教授拿着孟山都公司的薪水。离开了透明，雾里看花中人们的判断不得不走向模糊。比如有专家早在称“油炸方便面有害”，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信息是真是假，是不是后面有非油炸方便面公司的“赞助”。无从把握专家利益背景时，人们只会对其做出最坏的猜测。
另一方面的责任可能在专家本身，他们缺乏一种把自己的观点与民众理性进行沟通的习惯，以使自己的专业观点更能被公众接受———很多时候，他们选择的却是一种自负和傲慢的姿态，认为自己是专业判断，没必要在感性上让平民接受。“废除死刑强化反腐威慑力”的观点，无论多么正确，毕竟与公众的常识理性有冲突；一个尊重公众的专家，应该能选择一种能在感性上说服公众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降低表达的纯粹专业性，而在常识理性上与普遍百姓谋求共识。
从一些经济学家当年的“堵车象征城市繁荣论”，到张维迎的“官员是改革中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再到王明高的“废除死刑强化威慑力”，其中都或多或少带有某种拒绝与平民理性进行沟通的精英自负，这当然会招致一般民众的反感，并做出“为贪官代言”的道德批判，使一个专业问题停留于道德口水中。
□曹林（北京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