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毅飞：白领跳楼身亡留下的生存思索

　　据说，人生来世，起点是不自由的。出生的时间、地方、家庭与父母，人都毫无选择权。没人征求过你的意见，一巴掌就从接生婆那儿，打发到世上来了，想不活也不行。不仅把你造就成一个有生命的物件，而且是一种能够咀嚼七情六欲的精致的生命。生命的过程固然有快乐，但更多的恐怕还是烦恼。就在这样烦多乐少的生存中，谋求长生，奢求永生，还一直是人类执着的情结，是一种令上帝发笑的幼稚，是一桩满世界瞎撞的追求。于是，人们对某些自尽行为产生了一种敬意，以为至少表达了人对生命自由的一种神往。人不能主宰自己

的生，至少还能主宰自己的死。对生命最终极的展望是：得不到永生时，人们祈盼永生；如果人果真长生不老了，人们日思夜想的，很可能就是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

　　即使在这样的考虑之下，当深圳一个叫王易的39岁企业白领，有着夫唱妇随的家庭，过着简单却幸福的生活，平时还有户外运动和摄影的爱好，正在积极筹划单位户外团队的组建，还忙着和朋友去酒吧看球呢，却仅因单位将他的办公室，从宽敞明亮的八楼搬到了面门而坐的三楼，他就选择了跳楼，选择了用自尽来结束在旁人看来依然辉煌的生命(6月27日《南方都市报》)……人们想要表达的恐怕不可能是敬意，那种形而上的价值判断，硬要用在王易身上，不仅迂阔，简直有些残忍。尤其当他的妻子，发现丈夫躺在楼底的草坪上，尖叫着冲下楼去的时候……人们在生命的任性中，读到的不再是在自由面前的勇敢，而是在责任面前的胆怯。

　　“不自由，毋宁死”，确曾让人在甘于奴役与卑躬屈膝中伟岸起来；但这种“自由”，只能是生存与进步的符号，丝毫无关乎于颓废与死亡。只是当严峻的生存节奏与急剧的社会进步，不断地使个人的“自由”天地变得逼仄，使“自由”的心灵空间变得拥堵，使“工作着是美丽的”变成“自由”的

　　王易工作是努力的，待人是随和的，爱好是广泛的，人生是积极的……但他忧郁，尤其是“他不愿把工作上的郁闷跟人讲”。无数王易似的悲剧告诉人们：社会越是进步，工作越是繁重；生活节奏越快，心理压力越重；组织化程度越高，人越是寂寞无助；私人空间越发达，勾通交流越困难：管理手段越先进，人越来越有可能异化成一台机器……据说，王易计较的是，公司将他等同于新分配的大学生，其实他自以为是公司初创期的功臣；他在八楼的办公室隔出一块私域，三楼的办公室则敞开在来来往往的路人眼下……这样的事情，王易到哪里去说？谁有这份闲心听他说？他说了人们会怎么看他？即使说了又会管什么用？……当年衙门前的震堂鼓一敲，知县大老爷就得出来，现在哪里敲去？过去天井里坐着乘凉，什么郁闷都可以在与邻里的聊天中得以排遣，现在却只能在心灵一隅攒着——攒出了抑郁症，攒出了神经病，攒到最后，把死当成了解脱。这实在是现代化过程中，许多人都有可能遭遇的不幸。

　　拒绝死亡的理由，不再是自由，而是责任。人不能只为自己活着，有一个爱你的妻子，你不能死；有一个你爱的孩子，你不能死；有抚爱你长大而现在需要你抚爱的父母，你更不能死……这些最世俗的理由之外，作为一个生命的存在，对生命本身的敬重，也应该是拒绝死亡的理由。

　　王易之死，是家庭之痛，是企业之痛，更是社会之痛。家庭别只看到王易拿来到家的薪俸，企业别只看到王易做出来的业绩，社会别只满足于王易维系着社会的运行……要看到无数王易的神经已经绷得很紧，希望有更多来自家庭的善待，来自企业的厚爱，来自社会的理解，能挽救更多的王易。这也许是王易跳楼身亡，应该留下的生存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