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飞：舆论对黄静案有监督的权利

　　案发41个月后，被认为“中国网络第一案”的女教师黄静裸死案，于2006年7月10日终于在湖南湘潭市雨湖区法院宣判：被告人姜俊武无罪。

　　黄静案因公众高度关注而成为“中国网络第一大案”。在此案中，媒体的作用从来没有停止过，一是当事人双方都充分利用了网络媒体，公布案件进展、自己掌握的案件信息以及个人诉求；二是公安机关和法院多次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媒体通报案情；三是

社会各界在媒体上的参与，无数民众参加了网络、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上的讨论。我们看到了作为普通公民的当事人黄淑华在媒体记者会上已经可以老练地发表讲话；而被告人姜俊武的父亲甚至准备开一个专门的网站向社会“公布案件真相”。可以说，今日之中国，能有普通公民为自己的案件召开新闻发布会，而且会有成百上千媒体记者参加，这本就是令人振奋和欣喜的进步。

　　可是，面对媒体对司法的监督，著名法学家葛洪义在黄静案裁判后指责网民说：“若不是这场声势浩大的全民声讨，这个案件不会如此旷日持久，不会如此反反复复。”这一言论貌似正确，实则混淆是非，因为它是在审判独立的名义下，要求媒体放弃舆论监督的权利。

　　有人把黄静案说成是中国的辛普森案，其实黄静案与美国名案相比，最可比的应当是科比案。2003年7月2日，一名19岁的女子向美国科罗拉多州鹰县警方报案，称6月30日凌晨受到NBA著名球员科比的性侵犯。24岁的科比7月4日向警方自首并被保释。案发当地的一个成人BBS贴出了两张这个女子在

　　在中国，有很多学者强调司法与媒体的关系是复杂的关系。其实，媒体与司法的关系又是一种简单的关系，即媒体监督司法的过程中应当享受普通公民待遇。根据《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人人有发表自由之权利；此种权利包括以语言、文字或出版物、艺术或自己选择其他方式，不分国界，寻求、接受及传播各种消息及思想之自由。”因此，像普通公民一样，媒体可以对司法情况进行传播和评论。《媒体与司法关系的马德里准则》第一条就指出：“表达自由（包括媒体自由）是每一个宣称是民主社会的社会必不可少的基础。媒体的权利和责任是收集和调查公共信息，对司法管理加以评论。包括在不妨害无罪推定原则的前提下，对审理前、审理中和审理后的案件加以评论。”该准则虽然不是正式的国际公约，却是对国际公约的权威解释，通常称之为国际准则，对各国立法和司法有参考作用。

　　司法对媒体没有多于普通公民的特别限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司法当然要接受媒体的影响，因为媒体表达的民众激情容易情绪化，使司法不能理性地进行裁判。对此，英美法系国家通过“封闭陪审团”、大陆法系国家通过集中审理制度、陪审团挑选防止受到媒体影响的陪审员进入陪审团、某些特定程序和案件情况不向社会公开及对媒体录音录像的一些特殊措施的限制，来避免司法受到媒体的影响。但即便如此，越来越多的法院也在对其突破，辛普森案和科比案的全程直播，就是明显的例子。另外，在当事人认为确实形成了所谓媒体审判时，可以要求宣告原审无效、重新审理。这样看起来不如当时就封杀媒体更有效率，但是却保护了言论自由。这些才是真正的防止“媒体审判”的适当措施。

　　黄静案的“旷日持久”“反反复复”是必要的，每一个公民都有对自己怀疑的案件向国家求真相的权利；而对广大网友、民众和媒体来说，对一起争议很大的案件，自然有知情权和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他们何错之有？而被告人姜俊武被关押，并非媒体审判的结果，在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公民应当有要求保释的权利：被告人在定罪之前，不关押而进行保释是常态，关押则是例外，他被关押是我国保释制度不健全的结果。至于有人会说“即使没有被关押，姜俊武也因为媒体的评论导致陷入案件的旋涡，影响了正常的生活”，对此又怎么看待呢？其实，在进入天堂式的理想社会之前，一个公民，当自己不幸成为被怀疑的对象，接受国家的调查，这种诉讼的负担，是公民的义务和对自认为是被害人的人必要的交代。

　　法院必须被尊重，但尊重的方式应当是遵守法庭秩序，服从法院判决。那种认为媒体和民众不能自由发表对案件的评论的看法显然只看到了司法独立的重要性，而忽略了言论自由权、公众知情权的特别重要性；也忽略了民众和媒体以适当手段参与调查案件、自由评论案件对司法权威提升的意义。当今中国有很多人对待媒体与司法关系的认识，还停留在类似于当年指责“律师为犯人说话”的程度。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清醒认识媒体与司法的关系，已经迫不及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