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为自己，是为我们这个民族与国家，而不是为世界遗产组织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我们的文化与自然遗产。我丝毫不想质疑“申遗”的意义，但我想说，对文化遗产实实在在的保护才真正重要。
据报道，随着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和河南安阳殷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全国各地也掀起了一轮文化遗产项目申报的高潮。目前，全国已有200多个项目有申报世界遗产的意愿，列
入预备申报清单的项目有60多个。根据第二十八届世界遗产委员会通过的新规定，一个国家每年最多只能申报两个项目，其中至少应有一个是自然遗产。照这样计算，中国完成所有项目的申报至少需要100年。（见《人民日报》2006年7月20日第11版《“申遗”队排到下世纪国家文物局要泼冷水》）
所有这些文化和自然遗产项目申报工作的开展，都意味着中国社会和各级政府对于人类文化遗产的认识产生了巨大变化。而在此之前，坦率地说，传统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很不能令人满意，我们所拥有的那些足以傲世的民族文化遗产尚未得到充分的尊重。如今的“申遗”热反映了社会对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在提高。
即使在各地都十分急切地申报文化遗产项目的今天，我们也仍然可以看到，有部分地方政府，他们对“申遗”的兴趣要远远超过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兴趣。在不少地方，政府之所以会以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投身于遗产保护项目，其动力在于追逐“申遗”成功的荣誉感，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政绩，或者是着眼于成功“申遗”能为地方增添新的旅游项目，而并非缘于对地方文化传统遗产真正拥有深厚感情；而缺乏感情的“申遗”与保护，其结果就是为申报往往不择手段，“申遗”过程中经常夹杂对申报对象的随意再造甚至伪造现象，反而对传统文化遗产造成新破坏。很遗憾地，“申遗”的热潮并没有完全成为保护传统文化资源的热潮。
要想让地方各级政府有保护传统文化遗产的主动性，我们得先给他们一个“理由”，要给他们保护文化遗产的动力。而世界遗产组织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遴选文化与自然遗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动，至少给了地方政府一个强有力的“理由”，让他们觉得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可以出政绩，值得努力。在此前提下，我们还是看到了形形色色的表面文章。在不少地方，成功地申报“文化遗产”称号成为唯一的目标，而对文化遗产本身的保护反而成为“申遗”的手段。如此一来，就会造成不是“申遗”为保护遗产服务而是保护遗产为“申遗”服务。假如不是为了“申遗”，假如某些遗产与“申遗”无关，再多的传统文化资源也仍然会被弃之若敝屣。即使是为了申报需要而做的保护计划，往往只停留在纸面上；除非为了应付专家组考察，在项目通过之前几乎看不到具体保护措施成为现实；至于若项目未获通过，这些看起来经常很激动人心的保护计划，更是随即便成为废纸一叠。
传统是我们自己的传统，遗产是我们自己的遗产，那是我们借以自我认同的文化家园。珍惜与保护我们的文化传统尤其是保护那些珍贵的遗产，本来应该是我们自己的义务和责任。我们是为自己，是为我们这个民族与国家，而不是为世界遗产组织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我们的文化与自然遗产。我丝毫不想质疑“申遗”的意义，但我想说，对文化遗产实实在在的保护才真正重要，希望各地自觉地将文化遗产的保护放在比申请各种各样的名誉称号更优先的位置。
□傅谨（中国戏曲学院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