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院士最近为已经被废止近三年的收容遣送制度辩护，引起激烈争议。其中有一种矛盾观点值得重视：一方面认为收容遣送制度不好，但同时又认为普通百姓需要现实的安全感，我们能够无视他们这点需求么？我认为，漠视中国百姓的实际需求，也是一种“精英的傲慢”。
但其中有一个问题应该引起人们的深思，为什么一遇到治安问题，很多人首先想到
的就是城市外来人口和流浪人员？我想，这恐怕跟长期以来我们的一些做法有关，一到“集中执法”时期，媒体总是报道如何排查、清理外来人口等消息；延续十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更是强化着人们的“刻板成见”，在人们脑海中形成了条件反射。但这样的条件反射有可能跟事实相差十万八千里。
先看两个事实：第一，据广州市统计局的统计公报，2004年广州全市刑事立案数11.17万宗，比2003年下降3.8%；2005年全市刑事立案数10.5万宗，比上年下降5.7%。第二，2006年7月4日《南方都市报》消息说，2005年，广州市流花火车站地区的刑事案件比2004年下降41％，今年上半年刑事立案比2005年上半年再下降51％，流花地区治安秩序出现了历年来最好的局面。越秀区区委书记周庆强评价道，流花火车站地区治安状况出现了突破性的转变，群众安全感明显上升，折磨广州人十多年的治安“顽症”有望攻克。
以上两个事实足以说明，2003年8月废除收容遣送制度之后，广州市的治安情况并没有趋于恶化，反而一年比一年好。说明治安状况的好坏跟流浪人员、跟收容遣送制度没有必然联系。如果硬要直接把它们联系起来，我们只能说：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后，治安状况更好了。
秦晖先生的研究表明，世界各国发展历史和现状都有一个共同规律，在现代化———城市化阶段，城市中出现大量主要来自农村与不发达地区的新进入者是普遍现象，他们作为弱势群体在未能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之前只能以都市边缘人的方式存在。但他们对城市社会稳定所起的作用则在不同体制下有极为悬殊的区别，南非的种族隔离身份歧视制度是索维托不稳定的根源，而美洲较为开放的体制则是“移民保守主义”甚至“贫民窟保守主义”的根源。原因是作为城市边缘群体的外来人口，虽然在城里处于社会下层，但处境仍比在原籍时好，因此并非天生的穷而思乱之人。他们在城里立足未稳，更需要社会安定并希望现存秩序能容纳他们，因此他们反而比白领阶层更保守。
如果社会此时给他们更多的是排斥和歧视，那么他们“回报”这个社会的，也更多是各种反社会行为。去年出台的一份北师大报告也可以佐证，北京师范大学5位学者对北京415名打工子弟学校的初中生和230名公立学校的初中生的心理健康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两者存在显著差异。打工子弟心理健康问题较多，主要表现为适应不良和人际关系紧张敏感，最突出的表现为对外界严重敌对。数据显示，打工子弟学校的初中生对社会、他人等外界因素抱有严重敌对态度的所占比例是普通学校初中生的12倍！海淀法院少年法庭庭长尚秀云为此提供了一个支持数据：“现在外地来京的未成年人触犯法律已占到我们审判未成年人案件的一半。”原因何在？5位学者把打工子弟出现严重心理问题的原因归结于以下三点：环境多变不容易形成稳定的人际关系和自我评价；既非城市原居民也非正式居民使其与城市的融合出现困难；父母工作强度大但收入低，影响了对孩子在教育成长方面的时间、精力和财力投入。而北京行知实验学校（打工子弟学校）的创办者李素梅告诉记者，很多初中生的心理问题是由于感到前途渺茫而产生的。而导致他们迷茫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以户籍为依据的高考升学制度！
的确，违法犯罪人员多有流动作案的特征，但不等于流动者多有违法犯罪的倾向。对流动人口处处严加防范和排斥，甚至采取收容遣送一类具体措施，首先当然是侵犯人权。其次是严重浪费警力资源。
实施收容遣送制度十年，平均每年收容遣送300万人次，这300万被收容遣送的人里，违法犯罪嫌疑人不到十分之一吧？扣除这十分之一，有关部门在270万人身上浪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如果能够集中这部分力量用来专门对付真正的违法犯罪嫌疑人，社会治安是不是要比现在好很多很多？其实解决治安问题的良策说来也简单，跟反腐败一样，要想成功，只要做到让违法者必然及时受到追究。
再次，把外来人口都当成城市治安的假想敌，就像药不对症，不仅不能治病，反而会耽误人们发现真正的病因，导致病情延误和加重……
很多农村进城者，很多城市底层人员，他们一没有祖传的遗产，二没有国家的任何保障，一切全得靠白手起家，要从最底层的服务业做起，不让他们通过地摊、小吃店、露天餐饮等方式创业和就业，他们怎么办？任何人都不能够忘了这个“本”———当代中国，相当多的人还过着贩夫走卒的日子。一些地方为了官员和城市的“面子”而放纵城市管理者对摊贩们“赶尽杀绝”，那是在挖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根基！因此，我们应该好好思考一下，中国的草根创业怎么办？我想，这与一个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同等重要。
早报评论专栏作者 童大焕 马俊 徐德芳 单雪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