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子弹论”应验在所谓户口夺命案上

　　刘洪波

　　早期大众传播学有“子弹论”，认为传播如同打枪，传播者一说话，接受者就会被语言的枪弹击中，传播效果就达到了。后来，这个理论受到了否定，传播效果的产生被认为由传播者与受众在复杂的交互作用下形成。

　　我想这体现的不过是传播理论的进化而已，却未必能说明真实的传播过程。至少，并非所有的传播行为，都会展现出“复杂的交互作用”，相当多的时候，传播效果的形成还是很像“中枪”的。

　　语言或者文字在大脑中形成简单的“刺激-反应”模式，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也可以说明相当广泛的人类行为。“有的人瞧见一只猫就要发脾气，还有人听见人家吹风笛的声音，就忍不住要小便”，世界上多的是这种对应性的过敏反应。而选择性记忆和选择性遗忘，还足以让人更加容易注意到他愿意注意到的东西，它可以让人在一群狗里只看到一只猫，在众声奏鸣中单单听到风笛。

　　引子已经够长了，下面我要说的是北京市昌平区发生的一件事情。一位父亲因为摔死了新生43天的儿子，将要面临审判。去年11月，孩子出生，满月后这位父亲开始给儿子上户口，因夫妻二人都是集体户口，而又没有住房，这位父亲要求单独立户未能如愿。今年元旦，这位办户口不顺的父亲摔死了自己的孩子，后检查证明他患有严重的抑郁症，为限制行为能力人。

　　这当然是一个悲剧事件，但引起这一悲剧的原因在哪里？人们几乎都在把矛头指向户口管理制度，我想，这就是“子弹论”仍然部分成立的一个证明。

　　报道这一案件的报纸有两家，《北京晨报》说的是“孩子户口上不了莽父摔死亲生儿”；《京华时报》说的是“父亲因上户口不顺利摔死新生儿”。两家报纸都把悲剧事件的发生指向了户口问题，对媒体来说，这说明的是它们的选择性注意。评论者顺着这样的标题来发挥，倾洒愤怒，显示的不过是被“子弹”所击中而已。

　　两家报纸的标题中，都没有出现父亲患有严重的抑郁症这一事实，而正是这一事实对悲剧的出现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户口登记只是引发这名患病父亲偏执行为的一个很勉强的诱因。感到绝望无助，对未来不抱希望，觉得前途一片黯淡，这是严重抑郁症的临床表现。在这种病况下，上户口不顺也好，别的任何什么不顺也好，都可能引发特别严重的后果。也正是因为这种病态，这位父亲虽有故意杀人行为，司法机关将会考虑他的刑事责任能力。

　　可是，两家报纸都不是从事件本身，而是从这位父亲将承担何种法律后果的意义上关注他的健康状况，《北京晨报》甚至没有报道患抑郁症的事实，而只是说这位父亲司法鉴定为“限制行为能力人”。

　　两家报纸的报道，还都忽略了基本事实。按照北京市的出生登记制度，规定“婴儿父母一方为本市集体户口，一方为本市家庭户口的，婴儿须随家庭户一方登记常住户口”。这并不表示夫妻双方为集体户口，婴儿户口就上不了，而只是不能登记为家庭户口，集体户口的性质，并不意味着任何其它权利的丧失。

　　接着报道出现的评论，完全跟着媒体的“选择性报道”进行了发挥，几乎没有人提及作案人患抑郁症的问题，有的则把抑郁症的原因归结于上不了户口本身。请推理一下，婴儿至元旦案发出生43天，父亲给婴儿办户口开始于满月也就是其出生30天以后，这就是说直至案发，这位父亲处于办户口状态最多是13天，这段时间足以让一个健康人不仅患上抑郁症，而且达到严重程度吗？

　　户口制度有着非常不合理的地方，造成人们正常生活的很大不便。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就昌平这一案件来看，如果说应该有什么教训，主要也是在重视精神障碍，尤其像抑郁症这样一种一般不为人关注，往往只被认为是一般性情绪问题、心理问题的疾病上。把一个不具备完全逻辑能力的人所做下的极端行为，视为对户籍管理制度的抗议，是荒唐的；从中解读“户籍管理杀人”的含义，是无力的。

　　当然，从媒体对此事的选择性报道，以及受众如同被子弹击中一般的弹触反应，倒是可以看出户籍制度已是多么令人关注。但我不能说，既然大家都关注这个问题，那么就可以不合逻辑地“拿个棒槌当个针”。子丑寅卯都没兴趣区分，还要搞报道和评论，岂不是乱说一气？正气一多，就可以不讲道理，几十年前的小将和老将就是这样的。

　　(作者系《长江日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