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在郑州市新华一厂家属院，一名叫郭宝尚的男子持刀致人一死一伤后自残，被送到医院后危在旦夕。郭宝尚住院后，救治需要医药费，但嫌犯亲属说家庭贫困，出不起；送他去医院的民警称公安部门没这项开支，拒绝出；医院上报民政部门，民政部门认为嫌犯不在救助之列，也不出。为了挽救杀人嫌犯的生命，河南商报》记者白润岱为其送去2000元医疗费。此举见报后，却引发各方争议。(8月2日《河南商报》)
前些日子，女记者曹爱文救助落水儿童的新闻见诸报端后，受到了人们的高度赞扬和称颂，应该说，彰显职业道德，唤起社会良知，是这则新闻报道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但没想到，该报道平静下来后，人们似乎就淡忘了它的社会意义及其影响。倘若身边再发生类似的新闻，人们不仅不会赞扬、称颂其品德的高尚，反而将其称之是“做秀”。严格地说，这就是中国社会良知、道德理念总是难以唤醒的社会根源。正如鲁迅所说，“猴子之所以现在还是猴子，是因为第一个站起来行走的被咬死之后，再也没有谁敢起来行走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人们不是没有受到影响，不是没有社会良知，更不是没有人文关怀意识，麻木不仁，而是人们害怕流言蜚语，不敢站起来，向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救之手。
事实上，无论是犯罪嫌疑人，还是落水儿童，他们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具有基本的生命权。犯罪嫌疑人在没有受到正法之前，他的生命权同样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然而，郭宝尚被送进医院接受治疗，因法律对医疗费的承担对象没有明文规定，因其身份特殊，公安机关、民政部门、犯罪嫌疑人亲属之间相互推托，均不承担责任。倘若记者不及时拿出存款维持其治疗，说不定杀人犯等不到判刑就死亡了，既然他没有受到法律的惩罚，就谈不上法律的公平和正义，受害者的权利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因此，笔者禁不住要问，难道做好事也有错？该记者的善举不仅不应该遭到指责，而且应该得到人们的称颂。该善举不仅救了一个人的生命，而且还折射了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法律对犯罪嫌疑人生命权的保护问题。
因此，据笔者之见，《河南商报》记者向犯罪嫌疑人慷慨解囊，向其送去2000远的医疗费，不仅没有错，而且还体现了新闻工作者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价值取向，体现了记者的人文关怀意识，体现了人性善良，从而更加体现了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各行各业价值取向的实现程度。
作者：王贵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