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润龙：关于中国大学教育的评说

　　东方网特约评论员万润龙

　　8月1日，用中科院院士杨卫自己的话来说是一个“终身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走马上任，出任有109年历史的浙江大学的校长。

　　东方网特约评论员在第一时间向浙江大学新闻办提出独家采访新校长的要求。3号中

午，杨卫校长在两个会议之间与本网特约评论员作了面对面的对话。

　　东方网评论员：最近一段时间，媒体比较关注的是中国高校的办学质量，尤其是一些重点大学所聘任的教授的实际水平。您多年从事高等教育，此前又担任国务院学位办主任和教育部研究生司司长的职务，现在进入浙江大学校长的岗位，希望能够听到您对中国高校的质量及聘任教授的实际标准作一番评说。

　　杨卫：我先说些题外话。中国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20%左右，这是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轨的时期。综观各国的大学发展历史，在这个转轨期是媒体和大众舆论批评最多的时期，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六七十年代的欧洲，都有过这一过程。以往的大学是精英教育，现在什么人都可以上大学了，这还是大学吗？传统的大学精神还在吗？提出这种质疑的公众其实自身就是精英，大多接受过大学教育，眼下的大众化教育和传统的大学精神在他们的认知上有差距，抨击也因此产生。

　　但从统计数字看，从1996年到2005年的10年间中国的大学还是有长足的进步的。我们就从“211工程”的高校看，这10年中本科生增加了近2倍，研究生增加了5倍，对应的科研经费增加到了9倍，在国际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高水平的论文数增加了10倍。至于校舍的增加、教学能力的增强更不必说。

　　从科研成果看，我国高校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1995年前，我国高校在国家三大奖项中的获奖比例是：科技进步奖占二分之一，国家发明奖占三分之一，自然科学奖占四分之一。而近5年来高校所占的比例都已经超过了50%，其中科技进步奖占60%，国家发明奖占55%，自然科学奖占50%。这说明，我国高校的科研和教学水平不但有了较快的进步，而且在应用科学和基础科学的研究上成果已经趋于平衡。

　　当然，我国的大学在发展过程中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规模扩张过快，博士生导师带的研究生偏多，平均每名导师带6名研究生，个别的带得更多。而在美国的大学，博导带的研究生平均只有1至2人。

　　前段时间，香港几所大学到内地招生，吸引了一批优秀学生，也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有媒体和公众舆论因此而下结论：中国的重点高校已经沦为二流大学。我不同意这种说法。

　　我去香港的大学考察过6个月，也考察过台湾几乎所有的名牌大学。说实话，港、台的名牌大学在我国改革开放前夕确实在教授水平、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等主要指标上优于内地的名校。就拿论文数来讲，像北大、清华、南京大学这样的内地名校当时每年发表的论文数也就在二三百篇之间，而港台的名校每年的论文发表数在1000篇以上。当时，内地高校的教师出国进修也包括去香港的大学。而香港的大学对内地去的访问学者是看不起的，内地去的访问学者所得的工资只有香港本地同级教师的五分之一至十分之一。当时，香港的大学对内地的考生也是有诸多限制的，香港的纳税人不愿意让香港的大学将钱花在对内地学生的培养上。

　　但这种状况如今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现在，内地的几所重点高校在国际一流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已经超过了香港的大学。在办学经费上，内地的投入也已经不比香港少，比如香港科技大学是30亿港元/年，

　　关于教授的水平和聘任的标准，我个人看教授的聘任会越来越严。这取决于大学自身。如果一所大学有很好的社会声誉，在某些学科上处于领先或领军的位置，并有充裕的财力，那么，来应聘的教授一定会多，对教授选择的余地越大，好教授应聘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浙江大学未来的教授结构一定会有所改变。现在浙江大学的教师有一大半是浙江人，或者是浙江大学自己培养，因为学业优秀，留校当了老师的助手，在教学或科研岗位上做出一定成绩后，最终成为浙大的教授。这种结构今后会改变。聘用的新人一开始就可能不是助手，他们需要显示自己的学术潜力，有可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形成新的学科，并逐步与现有的教师队伍相融合。这样的聘任机制有适应于激烈的人才竞争，也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

　　东方网评论员：现在有些教授在公开场合讲，我的任务不是上课，我只搞研究。这种说法和做法受到丘成桐先生等大家的批评。您如何看？

　　杨卫：我不赞成教授不上课。这也是我一贯的主张。从教授类型看，确实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教学型，一种是研究型，还有一种则是教学研究结合型。而教学研究结合型应该是大学的中坚力量，大学最主体的部分应该是这部分教师。这个问题解放前就已经有了答案。在国际上，一所大学在创建时就已经有明确的定位，究竟是教学型还是研究型还是二位一体型。几乎所有的著名高校都是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大学。只有教学与研究相结合，教学内容才可能不断更新，研究也才会有明确的方向。

　　东方网评论员：浙江大学是一所多学科的综合性重点大学。在以往的发展中，浙江大学的部分学科已经在全国高校中出类拔萃，而还有一些学科则并不那么出色。杨校长接任后在学科建设中是主张继续突出重点还是主张多学科齐头并进？

　　杨卫：自从四校合并（指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合并为浙江大学）之后，浙江大学已经成为国内少数几所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除了军科没有设立外，其他11类大学科全都齐全。从目前的学科水平看，浙江大学有少数几个学科在全国高校中是领先的，较多的在第二层面，具体地说可以进入前10名。

　　面对浙大的这种态势，是重点扶持一部分学科，而让另一部分学科失去机会，还是全面鼓励所有学科争创一流，确实是一个难以抉择的问题。如果认为地用行政行为让一部分学科失去机会，这很难评判，也不是科学决策。但如果全面支持，将有限的资金撒胡椒面，广种薄收，更不是办法。

　　我在一次做讲座时提出过自己的三个假设：学科个体假设，资源稀缺假设，学科继承性假设。第一个假设是遵循规律，让学科根据个有理性地自主发展；第二个假设是将稀缺学科作为一种资源给予重点保护并有效利用；第三个假设是着眼于未来，将学生看作学校和社会的产品，将他们拥有的知识看作是学校和社会的成果。这三个假设用在学科的设置上就是着眼于未来，注重前瞻性的投入，为人才的培养搭建平台。具体就目前的浙江大学而言，应该是团块结构，形成一个个高地，但又为一些有个性的学科的崛起提供发展的空间。

　　东方网评论员：两年前，潘云鹤校长在接受我采访时曾经对我国的大学办实业现象提出过批评，并设想将“浙江大学”从所有挂浙江大学名称的企业名中全部剥除。杨校长如何看待大学办事业的现象，是否会继续做剥离校名的工作？

　　杨卫：大学办实业是历史的产物。中国高校的院系设置是学前苏联的，一个系有一二百人，国外一个系只有几十人。中国大学的院系改造过程中首先遇到的就是人员分流，一部分教师就去搞产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解决了教师的经济待遇问题。大学办实业在促进工、农、医等应用性学科的建设上起到过积极作用，教师的部分科研成果得到了应用。但其产生的负面效应很大，包括公司的责任和学校的责任难以区分，大学拿着纳税人的钱再来办实业与纳税人争利，等等。因此，教育部已经决定大学与实业剥离，并在清华大学搞试点，清华同方和清华紫光已经改名为同方和紫光。浙江大学的剥离也在进行之中。我个人认为，大学从实业中退出是应该的。

　　最后，杨卫校长告诉本网评论员，他的父亲杨光华在1941年到1945年是浙江大学的本科生，抗战后任浙大化学系助教，并于1948年初在浙江大学方子谦先生的支持下赴美